香港高院判决：鉴定机构的责任

HCA 5037/1998及
HCA 5038/1998 (合并)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民事司法管辖权
案件编号1998年第5037号
____________


原告人 林哲民经营日昌电业公司

对

被告人 特佳机械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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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民事司法管辖权
案件编号1998年第50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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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人 林哲民经营日昌电业公司

对

被告人 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有限公司

(根据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袁家宁
于1999年11月25日颁布合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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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 ：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锺安德
聆讯日期 ： 2001年3月15及16日，2002年10月31日及
2003年10月22日
判案书日期 ： 2004年3月26日
判案书
引言
1. 原告在1998年3月31日分别提出以下两宗民事诉讼：
（a） 民事诉讼1998年5037号（“第5037号申索”）；
（b） 民事诉讼1998年第5038号（“第5038号申索”）。
第5037号申索的被告是特佳机械厂有限公司（“特佳”），而第5038号申索的被告则是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科技中心”）。
2. 在第5037号申索的传讯令状，原告仅列出他要求特佳赔偿的数额。赔偿的详情如下：
“A. 部
1． 塑料机 BUTLER 10/60全价 HKD$95,070.63
2． 模具损失合共 HKD$41,770.39
3． 合同订单赔偿人民币48,000元汇
率折合 HKD$44,650.00
4．合同生意额的盈力的损失
人民币96万 x 30% = 28万8仟
汇率折合 HKD$266,666.00
5．商誉损失 HKD$100,000.00
6．C.M.A 检定费 HKD$2,700.00
7．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检验费 HKD$9,000.00
8．黄振强律师费 HKD$7,000.00
A部 1991年的损失额 合计： HK$566,857.02

B. 部
1. A部损失额以月利15%复利计算至今之损失额 HKD$6,122,055.60

2．本人要求为此几年的奔波，内心的痛苦，精神的创伤补偿 HKD$2,000,000.00

3．本人被误导浪费在工程设计，纠缠在检验，投诉花费无数时间，要求3年工资的赔偿 HKD$900,000.00

B 部 应赔偿额： HKD$9,588,912.60
总共索求 A+B = HKD$10,155,769.62”。
其实，详情列表中B部的总额9,588,912.60 （实为 9,588,912.62 （566,857.02 + 9,022,055.60）），已包括列表中A部的总额566,857.02。因此，A+B部的总申索，并非10,155,769.62。另外，本席亦必须指出，原告提供的详情，其实在计算时有以下的错误：
（1）“模具损失合供 HKD$41,770.39”实为 41,770.31元（见第56段）；
（2）“A 部1991年的损失额合计HKD$566,857.02”实为 566,856.94元；
（3）“B 部应赔债额HKD$9,588,912.62”实为 9,588,912.54元；
（4）“总共索求 … HKD$10,155,769.62”实为 10,155,769.56元。
3. 原告在日期为2000年6月9日的“合并案（5037/98）索偿声请书”，列举针对特佳及科技中心提出的申索理据。该等理据可简述如下。特佳在1991年出售给原告一部Butler injection moulding machine 10/60塑料喷射注塑机（“注塑机”）。注塑机的使用说明书指，注塑机可注射一种名为尼龙66（Nylon 66）的塑料。但注塑机其实不能这样做。所以特佳出售的注塑机，货不对办。
4. 虽然注塑机经厂商会检定中心证实注塑机不能注胶，特佳仍拒不接受退货。特佳的代表律师在1991年10月31日的信中指明，注塑机必须由科技中心检定。
5. 有关各方约定，在1991年11月由科技中心进行检定（实际检定工作，分别在1991年11月及1992年3月进行）。但原告称以下事项，可证明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违反承诺及应有的职业操守：
（a） 检定报告的日期，颠三倒四；
（b） 检定报告的结论失实；
（c） 检定报告的结论，并非有关检定注塑机的实况，而是作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建议。
6. 原告在“合并案（5037/98）索偿陈述书”列出的损害赔偿的详情如下：
“A. 部
1 塑料机Butler10/60全价 HKD$ 95,070.63
2 模具损失合共 $243,470.39
3 合同訂單賠償人民幣48,000元率折合
$ 44,650.00
4 合同生意额的盈利的损失
人民幣96萬x 30% = 28萬8仟率折合

$266,666.00
5 商誉损失 $100,000.00
6 C.M.A. 检定费 $ 2,700.00
7 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检验费 $ 7,078.70
8 黄振强律师费 $ 7,000.00
A 部 1991年的损失额 合计： $766,635.72

B. 部
1 A部损失额利息，以48%年复利由1991年5月31日起至1998年3月31日期间之损失额。
HD$10,783,506.59
2 本人要求为此几年的奔波，内心的痛苦，精神的创伤补偿。
$2,000,000.00
3 本人被误导浪费在工程设计，纠缠在检验，投诉花费无数时间，要求3年工资的赔偿。
$ 900,000.00
B部 应赔偿额 HKD13,683,506.59
C部 HCA 5037/5038合并案及 HCA 11473/98之讼费及上述A、B部1998年3月31日后时间延迟之利息。

总共索求 （C暂为未知数）A+B = HKD$14,450,142.31”。

7. 特佳在其1999年12月3日的“抗辩书”仅承认：
（1）注塑机在1991年6月6日付运给原告；
（2）注塑机的保养期在1992年6月5日终结。
除此，特佳否认原告的其它指控。
8. 科技中心则呈交存档了1999年3月19日的“抗辩书及反申索”。科技中心指，原告承诺支付9,000元给科技中心，作为撰写检定报告的费用。科技中心指它的检定报告是稳妥的，亦反映正确的情况。科技中心否认原告的其它指控，并向原告提出反申索，要求他支付费用的余数 4,000元。
9. 法院在1999年11月25日颁令，将两项诉讼合并审理。审讯分别在2001年3月15日，3月16日，2002年10月31日及2003年10月22日进行。此外，本席亦在与讼各方同意下，在2003年10月22日的审讯前，观看原告呈堂的录像记录。
10. 此外，与讼各方在审讯时，分别传召下列证人作供：
（1）原告；
（2）叶锦峯（原告方第二证人），原告雇用的机器学徒；
（3）黄定富（特佳传召的辩方第一证人），前受雇于特佳的营业代表；
（4）胡子材（特佳传召的辩方第二证人），特佳的董事及股东；
（5）苏艳琪（科技中心传召的辩方第三证人），受雇科技中心的行政主任及公司秘书。
法律责任
（1）第5037号申索
11. 原告作供时声称，他在购买注塑机前，已明确告知特佳，他意欲使用注塑机制造以尼龙66为原料的货品。特佳承诺原告，注塑机适合这用途。特佳提供的注塑机使用说明书，亦确认此点。
12. 如前所述，特佳在“抗辩书”，只是否认原告的指控，并未在其中提出其它的抗辩理由。虽然如此，特佳在审讯期间盘问原告时，提出以下几点：
（a） 套在注塑机上的模环，并非由特佳供应，而是由原告自行提供；
（b） 至于原告声称注塑机制造尼龙66制品时不能正常操作，解决的方法是，原告可在模环部份加上加热器，令该部份的操作温度足以维持正常操作。
原告对上述论点的回应是，特佳在出售注塑机前或在售卖协议中，从未指明注塑机需经额外处理程序，例如加热程序。此外，原告亦称，由于注塑机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以其细小的体积，仍可制造以尼龙66为原料的产品，如需将外置加热设备加上注塑机，注塑机的体积将会变大。而且，外置加热，因为需维持预设的工作温度，生产过程可能需要减慢。注塑机的寿命，亦可能因工作温度高而缩短。
13. 至于模环的问题（见前第12（a）段），原告说，依注塑机的设计，它必须装上模环才可用来生产塑料制品（包括尼龙66塑料制品）。所以，模环其实是注塑机生产制品时的必要辅件。特佳并不否认此点。由于并无证据显示原告使用的模环不妥，模环是否由特佳供应，与注塑机是否符合售卖协议的隐含条件或隐含保证（见下第24段），并无关系。同一理据，亦通用于注塑机需连接的空气压缩机。
14. 从与讼各方提供的数据看来，尼龙66这种塑料，需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比普通塑料原料较高和较准确的温度。原告声称他在生产时遇到的困难，亦与此点有关。
15. 辩方第一证人黄定富先生（“黄先生”）作供时确认，原告在1991年3月6日与特佳订约，以95,070.63元购买注塑机。特佳在1991年6月6日交付注塑机。黄先生被原告盘问时承认，注塑机是用以生产较小的产品（重约4至14克）。黄先生亦说，原告并没有订约前强调，注塑机是用来生产尼龙66制品。
16. 辩方第二证人胡子材（“胡先生”）作供时指，注塑机在1991年6月交付给原告，黄先生在原告的厂房内进行试机，当时注塑机运作正常，原告也接受该注塑机。但胡先生亦承认，数日后，原告以图文传真向特佳投诉，注塑机有两个毛病：（1）注塑机生产的制品，水口太粗；（2）注塑机不能注射尼龙66塑料。第（2）点投诉等同原告赖以提出本诉讼的理据。特佳取得注塑机制造商用以解决原告遭遇的问题的技术意见。但原告拒绝接受该技术意见。胡先生亦同意，原告与特佳同意在1991年11月，委任科技中心就原告的投诉发出检定报告。
17. 根据特佳在1991年8月21日致原告的图文传真，上述胡先生提及制造商的技术意见，是原告应将注塑机头板模那一边的温度，保持约在90oC。特佳亦称，原告现时的模具设计，应要装上棒型插入式发热线。
18. 胡先生被原告盘问时承认特佳提供有关注塑机的资料（证物“P2”），并没有指明注塑机处理尼龙66塑料时需将注塑机某部份，特别加热至90oC，或加压至7.5 bar。但胡先生声称，注塑机的运作亦需视乎模具的设计如何。胡先生亦承认，原告在1991年8月21日致函特佳，要求“安排退回 [注塑机] …”。但胡先生当时认为，仍须等待检定结果才作决定。
19. 辩方第三证人苏艳琪（“苏小姐”），并不是科技中心的技术人员或对电机或机械工程学有任何认识的雇员，故她的证供并不能提供任何有关注塑机是否稳妥的意见。
20. 科技中心两份日期分别为1991年11月27日及1992年（误为1991年）3月31日的检定报告，其内容可简述如下。
21. 1991年11月27日的检定报告记载，在检定程序开始前，注塑机的头板模部份预热至90oC，尼龙66塑料预干。在注塑过程中，经注塑五次后，注射口有塑料阻塞的倾向。检定报告认为，这是由于注塑机的气压筒只有6 bar的压力。当气压被提升至7.5 bar后，注射口阻塞的现象，大有改善，注塑过程再无出现问题。
22. 1992年3月31日的检定报告记载以下的测试过程。注塑机处理ABS塑料时，全无问题。但注塑机处理尼龙66塑料时，注射口被凝固的尼龙塑料完全阻塞。检定报告认为，这是因为注射口附近的温度下降，而尼龙塑料的工作温度范围狭窄。因此，当塑料到达注射口时，因温度下降而凝固。检定报告认为，塑料及模具均需维持准确温度控制。检定报告亦建议：
（a） 将注塑机的工作温度维持在100oC，模具可加装加热装置，或可在注射口附近加上热油循环装置；
（b） 缩短尼龙塑料停留在模具/注射口的时间；
（c） 尼龙塑料需预干。
23. 原告在结案陈词时指，注塑机的介绍单张、使用说明书等，从未指明注塑机需加装其它装置，才可用以生产尼龙66制品。它的使用说明书反而声称，注塑机可作此用途。故此，原告指注塑机的品质，并不合乎他与特佳订定的合约的要求。特佳因此应被裁定毁约。
24. 香港法例第26章《货品售卖条例》第16条，就有关货品质量或通用性的隐含责任承担有以下的规定：
“（1）本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及在任何范围内，就根据售卖合约所供应货品的质量或该等货品对某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有任何隐含条件或隐含保证条款。
（2）凡卖方在业务运作中售货，有一项隐含的条件：根据合约供应的货品具可商售质量 …
（3）凡卖方在业务运作中售货，而买方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令卖方知悉，买方是为了某特定用途而购买该货品，则有一项隐含的条件：根据合约供应的货品在合理程度上适合该用途，不论该类货品是否通常供应作此用途；但如有关情况显示买方不依靠卖方的技能或判断，或显示买方依靠卖方的技能或判断是不合理的，则不在此限。”
25. 本席信纳原告以下的声称：
（1）他在购买注塑机前，已清楚指明注塑机是用以生产尼龙66塑料的制品；
（2）特佳承诺原告，注塑机可作上述用途；
（3）注塑机的介绍单张及使用说明书，均没有指明注塑机需另加额外加热或加压设备，才可作上述用途；
（4）事实上，注塑机作上述用途时，出现注射口被塑料阻塞，以致不能完成生产程序。
26. 本席不信纳黄先生指，原告从未指明上述第（1）点。原告在注塑机付运后不久即已作出投拆，及特佳同意就此点进行测试这两点，与原告的说法相符。本席亦不信纳，原告在注塑机付运后，未及时作出投诉的指称。
27. 至于特佳及科技中心指，原告可将注塑机的头板模部份加热至90oC，本席亦信纳原告指，这种做法会拖慢生产速度，故不合乎经济效益和不设实际。而科技中心指，原告可将注塑机的工作气压加大至7.5 bar，本席不信纳这个说法。正如原告指，注塑机的介绍单张（原告的审讯用文件册第192页）所载的规格亦指明注塑机的正确最大气压仅是7 bar。况且，有关加热及加压的说法，并未在“抗辩书”中提及。此外，特佳传召的证人，并非具专家资格的证人。科技中心更选择传召一位负责行政工作的雇员作供。
28. 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
（a）《货品售卖条例》第16条所载的隐含条件（implied condition）或隐含保证（implied warranty）适用于原告与特佳之间签订的协议；
（b）特佳售卖给原告的注塑机不符合上述隐含条件或隐含保证；
（c） 因此，特佳违反上述条件或保证；
（d） 特佳故此须支付为此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estimated loss）。

（2）第5038号申索
29. 原告在“索偿声请书（补充二）”中对科技中心的指控是：
“[科技中心] … 的检验报告是根据 [原告] 之要求 … 及口头承诺 … 及应有的职业操行进行 … 合约规定科技中心必须交付 … 「合格的检验报告」；唯科技中心违反 [原告] 之要求、违反承诺及应有的职业操行，令合约未能完成，且货不对辨 …
a. 检验报告 … 的日期颠三倒四，几曾要求不予更正；
b. 检验报告的结论 … 不是如实确认 [注塑机] 不会根据它的使用说明书而正确使用；
c. 检验报告的结论而是用假定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字眼去形容 [注塑机] 完全可用 …”。
30. 原告在“索偿声请书（补充二）”依赖香港法例第26章《货品售卖条例》第5、32及53条提出申索。但第26章对“货”或“货品”的释义是：
“包括所有非土地实产，但不包括据法权产（things in action）…”。
Benjamin’s Sale of Goods (2002年) 第6版，第1-080说：
“The statutory exclusion of things (or choses) in action means that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debts, bills of exchange and othe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ills of lading, insurance policies, patents, copyrights and trade marks and other incorporeal property are not capable of being ‘goods’ …
It follows … that intangibles which are not recognised by the law as ‘property’ (e.g. information …) do not come within the definition …”。
31. 原告声称科技中心犯错之处，是两份检定报告的内容，而非检定报告所用的物料，如打印油墨、钉装方法或纸张等的质量。因此，原告基于《货品售卖条例》提出申索，在法理上而言，不能成立。
32. 但《高等法院规则》第18号命令第7（1）条规则指明：
“… 每份状书必须载有并只可载有一份简要陈述，述明作诉的一方提出申索 … 所倚据的具关键性事实 …”。
基于此规则，原告其实无须在“申索陈述书”中提出法律论点（第18号命令第11条规则），但即使他在其中提出法律论点，亦不受状书中载有的法律论点约束：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4, 第18/11/1段。
33. 在法理而言，原告针对科技中心提出的申索的诉因可基于：
（a） 科技中心没有履行协议；
（b） 科技中心所作的陈述失实。

（a）科技中心是否没有履行协议？
34. 根据在审讯时呈交的文件、资料（尤其是原告的审讯用文件册内的文件、数据），及听取与讼各方的证人证供及陈述，原告声称科技中心最主要的错失在：
“检验报告的结论 … 不是如实确认 [注塑机] 不会根据它的使用说明书而正确使用 … 而是用假定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字眼去形容 [注塑机] 完全可用 …”（节录自“索偿声请书（补充二）”）。
35. 要裁定究竟科技中心是否曾毁约，先需考虑的是，原告赖以提出本诉讼的协议的性质，及订约各方在协议中各需负的合约责任为何。这是因为，法庭必须先知悉有关协议的条款为何，才可正确地裁断是否有毁约行为。
36. 原告在作供时，对协议的条款为何，并未清楚言明。有关协议，可能是如“索偿声请书（补充二）”所言，科技中心需如实确认注塑机是否可依使用说明书的使用方法，生产尼龙66塑料的制品。“索偿声请书（补充二）”本身的内容（见前第29段），在审讯时呈交的文件、数据，以及原告的证供等等，似乎都显示这就是科技中心需负的合约责任。
37. 但原告的部份证供亦可视为隐含指，科技中心在协议中，应肩负公断人（umpire）或仲裁人（arbitrator）的责任。
38. 此外，有关协议亦可以是，要求科技中心就注塑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但原告在审讯时已清楚指出，他认为这并非有关协议中应涉及的事项：参考前第29及34段。换言之，提供解决方法，并非双方之间的协议的范畴。
39. 本席在考虑过审讯中呈交的整体证据后，裁定原告与科技中心之间达成的协议属第36段所述者。换言之，该协议是，科技中心应依其专业标准对需检定的注塑机的质量，作出正确的评定。科技中心需执行的工作，是质量检定工作，而非公断人或仲裁人的工作。类似的区别及其重要性，亦可见于 Cha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 (2001年)第10版：
“When auditors truly act as arbitrators, they do not owe a duty of care, since they perform a quasi-judicial function. However, in Arenson v Arenson and Casson Beckman Rutley & Co. [1977] AC 405 … Lord Salmon, in rejecting such submissions, expressed the opinion that [the defendant auditors] were discharging no function even remotely resembling a judicial function but were merely exercising a purely investigatory role”(第8-45 段；另见同书第8-157段)。
Clerk & Lindsell on Torts (2000年) 第18版亦说：
“Judicial immunity extends to those exercising a quasi-judicial function, e.g. an arbitrator, where their judgment is based on the submissions of the parties rather than a direct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第7-37段；另见同书第8-17段）。
40. 在法律上，本申索所涉的检定协议的隐含条款是，科技中心必须在执行检定工作时，使用合理水平的技术及合理程度的谨慎（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正如Jackson & Powell on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2002年) 第5版第2-007段说：
“… there is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person and his client … In such a contract there is generally implied by law a term that the professional person will exercise 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
41. 就本申索而言，科技中心的两份检定报告，都曾指出注塑机在生产尼龙66塑料制品时，出现问题：参考前第21及22段。单就此点而言，科技中心已作出正确的检定。因此，科技中心在这方面，已依协议（及其隐含条款）执行工作。
42. 原告最不满的是科技中心在检定报告中指，注塑机的问题，可通过加热、加压解决。本席较早前（详见前第27段）裁定，本席信纳原告指，将注塑机的头板模部份加热，以及将其工作气压加大，均是不设实际（或不可行）的解决方法。但本席在考虑原告的证供及检定报告的整体内容后，认定这些陈述都不是科技中心依有关协议而需作出的陈述。
43. 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科技中心已履行它与原告订定的协议规定的职责。
（b）科技中心是否作出失实陈述？
44. 在未考虑本诉因相关的案情前，本席先讨论有关失实陈述的法理。
45. Clerk & Lindsell说：
“The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Hedley Byrne [Hedley Byrne & Co. Ltd v Heller & Patners Ltd [1964] AC 465] established that a person who made a negligent statement could owe a duty of care to a person who suffered economic loss through reliance upon the statement …”（第7-86段）。
“The Hedley Byrne principle was extended to omissions by Midland Bank Trust Co. Ltd v Hett, Stubbs and Kemp [1979] Ch. 384 …
In Henderson v Merrett Syndicates Ltd [1995] 2 AC 145, Lord Goff approved Midland Bank and extended the principle to cases of negligent performance of a service … saying that they ‘show that the principle extends beyond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to include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services’… Although the Hedley Byrne decision was concerned with negligent misstatements, it is now clear that its principle governs all situations in which economic loss has been caused by negligence”（第7-87段）。
46. 代表科技中心的大律师许先生在其“书面结案陈词”中强调，原告要成功地因失实陈述提出申索，必须证明原告因依赖有关陈述而蒙受损失。有关这点，科技中心引用以下法律典籍中所载的法律原则：
（a） Char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 (1997年) 第9版第2-137段（与该书（2001年）第10版第2-129段相类）；
（b） Clerk & Lindsell 第7-93段。
Charlesworth & Percy 第2-129段的有关部份说：
“… to enable the recipient to sue successfully, he must be able to establish the fact that he had relied on the advice, opinion or information to his detriment, thereby suffering economic loss”。
Clerk & Lindsell 第7-93段的有关部份则说：
“… Reliance in fact is required in statement cases to establish that the negligence had causative effect: it is part of the test for causation. Reasonable reliance on the defendant is required in statement and services cases to establish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t is part of the test for duty …”。
47. 科技中心提出以上法律原则，旨在强调原告并无因依赖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而招致损失。本席认为，科技中心误解了这方面的法律原则。
48. 首先，科技中心引述的法律典籍的陈述，属有关典籍中讨论“谨慎责任”（duty of care）的法理的部份。此外，虽然有关“失实陈述”的法律原则在初期有不同的局限性，但即如本席在本标题下引述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原则的后期发展（详见前第45段引述Clerk & Lindsell 第7-87段），这些局限性在很多方面都已一一消除。事实上，“失实陈述”引致的申索在以下几方面都曾经成功地在法院提出：
（1）原告的前雇主（被告）发出一份疏忽地草拟的推荐书给原告的新雇主，令致原告失去工作：Clerk & Lindsell第7-93段；
（2）一系列有关医生疏忽发出精神条例（相类香港法例第136章）所需的医生证明书，引致病人蒙受损害（例如，病人因而被羁留，或病人乘机自杀等等）：Jackson & Powell 第5段第12-239至12-240段。事实上，远在1920年代，法院已判定医生疏忽发出病人精神不健全的证明书引致她被羁留，须为此作出赔偿：详见Jackson & Powell 第12-084 n. 73及12-239 n. 42,及Chalesworth & Percy 第8-123 n. 19引用的 De Freville v Dill (1927) 96 LJKB 1056。
Russell on Arbitration (2003年) 第22版亦说：
“The law of negligent misstatement, to which an arbitration award could be applied is found principally in [Hedley Byrne] and Caparo Industries plc v Dickman & Others [1990] 2 WLR 358 at 383-384B”（第4-208 n. 49段）。
49. 故此，本席裁定在法理上，原告只须确立他与科技中心的关系，从合理角度而言，足以令科技中心知悉，科技中心在检定报告所作的陈述，应会对原告做成影响，原告应已可确立科技中心在作出该等陈述时，相对于他而言，应使用合理水平的技术及合理程度谨慎的责任。法理上所指的“依赖”（reliance），仅指原告有合理理据，依赖声称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在本申索而言，即是科技中心），应以合理水平的技术及合理程度的谨慎行事而已：详见Clerk & Lindsell 第7-91及7-92段。有关法理并非指，原告亦必须自己依赖失实的陈述。
50. 故此，本席裁定在法理上，原告如要确立科技中心因失实陈述而须负上法律责任，要确立下列几点：-
(1) 他与科技中心之间的关系，从合理角度而言，足以令科技中心预见，在检定报告中所作的陈述，会对原告做成影响；
(2) 因此，科技中心在所作上述陈述时，从合理角度而言，可预见原告依赖科技中心应具的合理水平技术及合理程度谨慎；
(3) 科技中心作出的陈述失实，而失实是因科技中心未达第（2）点所述的标准所致。
51. 在本申索中，与讼各方均不异议以下事项。原告延聘科技中心对注塑机作出检定。这项检定工作，和原告与被告之间，就售卖注塑机引致质量的争议有关。
52. 科技中心在同意作出检定时，亦应已知悉原告购置注塑机，是用以生产尼龙66塑料的产品。在此情况下，从合理角度而言，原告可依赖科技中心无论在进行检定工作或编写检定报告时，应以上述的技术及谨慎态度执行有关工作。
53. 科技中心在检定注塑机在未加热加压情况下生产尼龙66塑科制品时出现困难这一点，并无失实。但科技中心却在检定报告中指，加热及/或加压是解决困难的方法。
54. 本席裁定，科技中心在检定报告如此说，并未履行应以合理水平技术或合理程度的谨慎的责任。这是因为：-
(a)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应会同时研究，注塑机在未加热或加压时，不能正常生产尼龙66制品，是否注塑机本身的质量出现问题所致；
(b)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应会同时研究科技中心提议的加热、加压程序，是否从生产角度或经济效益角度而言，属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法；
(c)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在编写检定报告时，应会在检定报告中提及上述（a）及（b）点的事项；
(d)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如因任何原因未能进行 (a) 或 (b) 点的检定时，应会在检定报告中指明为何未能这样做。而且，在提供解决方法时，亦应会指明科技中心因未进行有关检定，而对解决方法的实际可行性有所保留。
科技中心在进行检定时及在编写两份检定报告时，均未这样做。故此，科技中心违反了前第50段所述的法律责任。
损害赔偿
55. 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
（1）在第5037号申索，特佳需因毁约而负上法律责任；
（2）在第5038号申索，科技中心需因侵权行为而负上法律责任。
56. 如前所述，原告在“传讯令状”及“合并案（5037/98）索债陈述书”，分别列出损害赔偿的不同详情：见上述第2及6段。此外，他在审讯结案陈词阶段，呈示一份有关“模具的损失”及“模具的损失续”的清单（本席将之编为“P3”）。该清单的内容是：
“ 模具的损失
序 内容 发票日期 HKD 类别
1 恒丰工模厂牙仔模一套 May 27, 91 $15,000.00 A. 2b
2 模环厂Butler 10/60专用模环合共7套 Apr. 19, 91 $ 6,042.70 A. 2c
3 工模判工黄雄志工资 May 30, 91 $ 6,727.61 A. 2d
4 永兴计算机火花制模厂&工模零件加工 May 9, 91 $ 1,900.00 A. 2e
& 2f
5 三泰电机公司加工铜公牙费用 May 7, 91 $ 1,000.00 A. 2g
6 工模判工叶锦锋 May 30, 91 $11,100.00 A. 2h
合计： $41,770.39

模具的损失续
2000年6月5日增加如下内容：
序 内容 发票日期 HKD 类别
7 永兴计算机火花制模厂零件加工 May 13, 91 $ 800.00 补 1
8 建业机器厂铜公 May 10, 91 $ 900.00 补2
9 上述相关的设计、修整的图纸合20张造成资源、时间上的损失起码的估值，设计施工者林哲民；
欢迎被告人提请专家鉴定估值！ May 30, 91 $200,000.00 补3-
17
合计： $201,700.00

原有之模具的损失 $41,770.39
增加之模具的损失 $201,700.00
修改后的模具类别的损失为 合计 $243,470.39”
上表中“模具的损失”，原告声称“合计 $41,770.39”，正确的总额实为 41,770.31元。因此，“修改后的损具类别的损失 … $243,470.39”实为 243,470.31元。
57. 原告在“传讯令状”列出的损害赔偿总额为9,588,912.62元（前第2段）（修正后应为 9,588,912.54元），而在“合并案（5037/98）索偿陈述书”列出的损害赔偿总额则为14,450,142.31元（前第6段）。两者的差额（4,861,229.69 = 14,450,142.31 – 9,588,912.62）是因以下几项损害赔偿项目有异所致：
第2段 第6段
（1）模具损失 （经修正后） 41,770.31元 243,470.31元
（2）科技中心检定费 9,000元 7,078.70元
（3）损失额利息 6,122,055.60元 10,783,506.59元
（上述列出的项目（除第（1）点外），纯依原告列出的赔偿详情中的数额，并未经修正）。
（1） 第5037号申索
58. 原告的申索的其中一项是货款95,070.63元。《货品售卖条例》第56条规定：
“… 凡付款的代价已消失，本条例亦不影响买方或卖方追讨已付款项的权利”。
59. Chitty on Contracts (1999年) 第28版第2册，第43-433段说:-
“Where the seller … commits … a breach of condition, the buyer may choose to treat the contract as terminated, reject the goods, and sue for damages. Where the buyer justifiably rejects the goods, he can treat the seller’s failure to deliver the good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 as a simple case of failure to deliver, and the buyer’s damages will be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3]”。
《货品售卖条例》第36条（买方验货的权利），第37条（接受货品）及第38条（买方不必退回拒收的货品），对买方何时可以验货，在何情况被视为已接受货品及在拒绝接受货品后，是否需将之退回卖方等几方面，作出规定。
60. 如前所述，原告在特佳在1991年6月交付准塑机后数天，已以图文传真向特佳投诉注塑机的质量：见前第16段。原告更于1991年8月21日致函特佳，要求退回注塑机：见前第18段。本席因此裁定，原告在合理期间内，已通知特佳，他不接受注塑机。基于本席已裁定特佳违反了售卖协议的隐含条款（见前第28段），本席因此裁定，原告有充份理据，要求特佳支付注塑机的机价。
61. 《货品售卖条例》第53条规定:-
“ (1) 凡卖方错误地忽略或拒绝将货品交付买方，买方可向他提出因不获交付货品而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2) 损害赔偿的计算，是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因卖方违约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
62. 本席裁定，有关模具的损失，因特佳违约“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但本席裁定原告并未能就他声称“设计、修整”模具造成的“资源、时间上的损失”，提供充份证据。本席不接受原告有关此点的索偿200,000元。
63. 在未有充份证据情况下，本席仅为此作出象征式赔偿数额2,000元。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特佳应支付“P3”列表中各项目，共45,470.31元（41,770.31 + 800 + 900 + 2,000元）。
64. 同样，原告曾支付的检定费用9,778.70元（2,700 + 7,078.70元）亦属特佳违约“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至于原告曾支付的7,000元律师费属本诉讼的讼费。本席将于“判案书”涉及讼费的部份裁决讼费应由何方支付。
65. 除以上各点外，本席裁定原告并未就他提供的赔偿列表中的其它项目，提出充份证据。原告亦没有提供他已采取减低其损失的步骤的证据。故此，本席撤销其它申索项目。
66. 简而言之，特佳需支付的损害赔偿数额为：
（a）机价 95,070.63元；
（b）模具损失 45,470.31元；
（c） 检定费用 9,778.70元。
共150,319.64元。所涉利息，原应由1991年8月21日（原告要求退回注塑机日）起至清付日止，以司法机构厘定的息率计算。但本诉讼部份拖延时间，是因原告提出不合理的非正审申请所致。故此，在判决日前的利息数额，应扣减三份之一。
（2） 5038号申索
67. 第5038号申索的损害赔偿，其范围及数额为何，较第5037号申索的同一问题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在第5037号申索而言，不论依据案例或法律典藉，特佳应负担因违约而造成的估计损失为何，早已获确认：见前第58至61段。
68. 侵权法有关谨慎责任（duty of care）及经济损失（economic loss）的法律典藉及案例显示，两者关系相连。Clerk & Lindsell在相关的部份说：
“The normal basis for recovery of pure economic loss is an action in contract. The remoteness test for contract is based on the kind of loss that the defendant could reasonably contemplate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breach. In The Herson II, Lords Reid and Pearce stated that the “contemplation” test in contract required a greater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at the foresight test in tort. Types of economic loss are also categorised more narrowly than types of physical damage …
It is strongly arguable that where the tortious claim for economic loss arises from the defendant’s breach of a contract with the claimant or a third party, the narrower contractual test of remoteness should apply. In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this approach was taken by McHugh J. in Kenny & Good Pty Ltd v MGICA. …
Banque Bruxelles and the scope of the duty In Banque Bruxelles Lambert SA v Eagle Star Insurance Co. [1997] AC 191., the House of Lords also considered the extent of a valuer’s liability for a negligent overvaluation where some of the claimant’s loss was the result of a subsequent fall in the property market. Giving the leading speech, Lord Hoffmann considered that whether the claim was brought in tort or contract, the answers depended upon the scope of the valuer’s duty. He held that a defendant should only be liable for the kind of loss which fell within the scope of its duty of care. Applying this principle to a person “under a duty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ich someone else will decide upon a course of action”, Lord Hoffmann concluded that his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generally extend to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but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information being wrong”. This was because it would not be “fair and reasonable” to impose on “the informant responsibility for losses which would have occurred even if the information which he gave had been correct. …
Remoteness and the scope of the duty Lord Hoffmann did not refer to remoteness in Banque Bruxelles, although in a subsequent decision he stated that “it was not suggested that the fall in the market was unforeseeable”. However, Lord Hobhouse has commented that whilst the scope of the duty is a “distinct legal concept”, it is analogous to the concept of remoteness.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scope of duty test should be seen as the key ele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moteness principle to pure economic loss. What the defendant can reasonably contemplate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breach must depend upon the scope or purpose of his duty. If the risk of the particular kind of damage fell outside the purpose of the defendant’s duty, then however foreseeable that risk in general …
Loss attributable to advice In Banque Bruxelles, Lord Hoffmann distinguished the position of a professional whose duty it was to advise whether or not a course of action should be taken from one whose duty is simpl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 adviser “must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consider all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If he is negligent, he will therefore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foreseeable loss which is a consequence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being taken”. The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advice is illustrat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in Aneco Reinsurance Underwriting Ltd v Johnson & Higgins Ltd. …”
69. 而Jackson & Powell亦在相关的部份说：
“(b) Is the loss claim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efendant’s duty?
In England, this question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BBL v Eagle Star. The cases arose in the context of losses claimed by lenders who had made secured loans on the basis of negligent valuations of real property which had subsequently fallen in value. Although the actual decision applies directly only to such cas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is must greater. The Court of Appeal had described as “the necessary point of departure” the well-known and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 that where an injury was to be compensated by damages, the damages should be as nearly as possible the sum which would put the plaintiff in the position in which he would have been if he had not been injured. The House of Lords disagreed, holding that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decide for what kind of loss the plaintiff was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
Lord Hoffman enunciated an apparently general principle, that a person under a duty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ich someone else will decide upon a course of action is, if negligent, not generally regarded as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flow from the course of action. He is responsible onl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formation being wrong. He made an apparently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a du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another to decide upon a course of action, and a duty to advise another as to what course of action to adopt. In the former case, the informant must use 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correct. If it is not, and the informant is negligent, h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reasonably 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information being wrong. In the latter case, the advisor must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consider all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and if the advise is have been recoverable had the valuation been correct, the whole loss was recoverable. McHugh J regarded the question as turning upon the proper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valuer and the claimant or, in the case of a claim for negligent mis-statement, o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and ambit of the statement. In the ordinary case he regarded the valuer as being liable “only for such losses as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regard as flowing naturally from the negligent valuation or which are of a kind that should have been within the valuer’s contemplation.
(c) Remoteness
Recovery of damages is subject to the overriding requirement that the loss or damage for which compensation is sought is not too remote. Broadly this requirement demands that the loss or damage must have been (i) caused by the breach of duty; and (ii) be reasonable foreseeable; and (iii) that recovery is not precluded by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or social policy.”
70. 在本申索的情况而言，科技中心知悉（或应知悉）：
（a）（如前第51段所述）它被延聘进行检定工作，和原告及特佳之间就售卖注塑机引致质量的争议有关；
（b）原告及特佳会（或应会）依赖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决定如何处理或解决它们之间的争议。
71. 因此，科技中心在法律上负有的谨慎责任，包括在编写检定报告时作出正确陈述（见前第52及54段）。科技中心亦应预见，检定报告的陈述会影响原告及特佳是否能解决因注塑机质量而起的争议。另方面，即使检定报告的陈述完全正确，科技中心也不能保证上述的争议一定完满解决。法律亦不要求科技中心须负保证的责任。但检定报告的失实陈述， 却会导致上述的争议，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特佳在获悉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的内容后，坚拒支付任何赔偿给原告，以及特佳在第5037号申索的抗辩理由及呈交的证据，都显示特佳依赖检定报告的陈述，作为抗辩原告提出的由索的理由之一。
72. 基于以上各点，科技中心应支付：
（a）特佳延迟支付损害赔偿引致的利息。有关利息为1992年3月31日（第2份检定报告）至判决日止，以司法机构厘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前第66段的理据，亦适用于本分段。故此，利息数额应扣减三份之一。
（b）原告因提出第5037号申索导致的讼费损失，损失数额为依按（1）“由法律程序的一方须支付给另一方”基准评定的讼费，与（2）弥偿基准评定的讼费，两者的差额。如与讼双方须评定本诉讼所涉讼费，本分段所指的讼费损失的评定，应于评定讼费时一并由讼费评定官评定，或于讼费评定后由聆案官评定。
其它事项
73. 原告在审讯时，对特佳及科技中心作出极严重的指控。简单而言，他指科技中心及/或其雇员收受特佳提供的利益，在检定报告弄虚作假。本席裁定，原告提出的证据（包括前第9段所述的录像记录），不足以证明此指控。
74. 原告亦须支付科技中心提出的反申索的 4,000元。
暂准讼费命令
75. 本席依《高等法院规则》第42号命令第5B（6）条规则，命令特佳须支付第5037号申索所涉之讼费，而科技中心则须支付第5038号申索所涉之讼费，如与讼各方未能就讼费数额达成协议，交讼费评定官评定。
76. 为协助讼费评定工作，审讯时间中，三份之二时间用于第5037号申索，而三份之一时间用于第5038号申索。



(锺安德)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原告人：自行应讯

被告人：由赵、司徒、郑律师事务所转聘张金良大律师代表（案件
1998年第5037号）

由唐天燊律师行转聘许伟强大律师代表（案件1998年第50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