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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3日

香港上诉法庭判决:勒索罪

CACC 267/2006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
刑事司法管辖权
减刑上诉许可申请
案件编号:刑事上诉案件2006年第267号
(原区域法院刑事案件2005年第1227号)

答辩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

申请人 张浩麟(CHANG Ho-lun)

主审法官: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邓国桢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冯骅
聆讯日期: 2007年1月25日及2月8日
判案书日期: 2007年2月8日

判案书

上诉法庭副庭长邓国桢颁发上诉法庭判案书:
1. 2006年5月10日,申请人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勒索罪。2006年6月21日,申请人被判监禁16个月,实时入狱。申请人不服判刑,现提出上诉。
2. 陆伟雄大律师代表申请人。陆大律师的主要论点是申请人适合接受社会服务令,但原审法官却错误地否定社会服务令为一种合适的判刑选择。
考虑因素
3. 至于甚么情况下适用社会服务令,法庭有以下两个考虑因素:
(一)被告人是否适合被判社会服务令;
(二)案情的严重性。
申请人背景
4. 申请人犯案时是22岁。申请人出身于一个良好家庭:父亲是技工,母亲为文员,有一个从事文员的妹妹,以及一个现为中学生的弟弟。
5. 从2001年至2006年案发期间,申请人就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申请人完成一个高级文凭后,再攻读一个学位课程,最后在2006年(事发后)取得一个学士学位,在判刑后更被取录入读硕士学位课程。当然因为申请人被监禁所以不能入读。
6. 同时,申请人以修理计算机为兼职,每月收入数千元,自给自足。
7. 在求情信内,除申请人的家人为他说好话外,其大学导师等人均对其评价很好,表示申请人为人友善和乐于助人。正如陆大律师所说,申请人个性率直,平日行为检点,并无任何坏习惯,所有人对其评价均十分良好。
8. 根据英国案例R v Brown [1981] 3 Cr App R (S) 294,罪犯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便会被视为适合接受社会服务令:
「(1) 第一次初犯者或是只有轻微前科;
(2) 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背景;
(3) 有良好的工作纪录;
(4) 有工作;
(5) 有真诚的悔意;
(6) 再犯的机会轻微。」
9. 以上6项条件亦适用于香港(见案例HKSAR v Wong Yiu Kuen [2002] 1 HKLRD 712)。
10. 控方接纳申请人符合以上所有条件。
案情严重性
11. 本庭亦必须考虑申请人犯罪的案情。简单来说,案情如下:
12. 2005年9月9日,一个面粉批发商公司的主要股东(控方第一证人),收到一封寄往其公司地址的匿名信件,信封内附有一封载有恐吓字句的信件及一小包白色粉状物体,其后证实为氢氧化钠,俗称「哥士的粉」。
13. 勒索信件内容如下:
「现向贵公司仁和(嘉兰,三丰)勒索200万。7日内通知时间。如果报警,我们会实时行动,在(嘉兰,三丰)产品送到客户后,混入哥士的粉再通知报馆。而贵公司厂房车队日后亦有危险。
损失所有客户
仁和、三丰、嘉兰
后果自负
记得唔好报警 」
14. 控方第一证人随后报警,并于2005年9月16日,与第一被告6次作电话通话,双方就勒索金额及交款日期作出商议,有关的电话对话被警方监察及录音。
15. 第一被告于2005年9月16日下午被警方拘捕,警诫之下,第一被告承认罪行。其后第一被告亦向警方承认因申请人擅长使用计算机,因此在他要求下,申请人助他准备勒索信,控方第一证人更提议给予申请人收到勒索金额的10%作为报酬。
16. 由此可见案情十分严重。一般来说,这类案件应不会用社会服务令来处理,但本庭认为本案有两个特殊情形,因此社会服务令仍不失为一个可以接纳的处理方法。
17. 第一,申请人曾尝试劝阻第一被告,当初申请人因为接了工作要外出替人修理计算机,所以为了敷衍第一被告,便胡乱准备信件后就离开。申请人回家后才得知信件经已寄出。申请人表示得知第一被告已寄出勒索信时,感到非常害怕而且不知所措,故其唯一可做的是与第一被告断绝来往。申请人并非为金钱替第一被告准备勒索信。
18. 第二,本案涉及的勒索内容是将哥士的粉混进面粉中,但证据显示如果将哥士的粉混进面粉,做出的面包会发出异味,所以不会有人购买,更不会有人吃。所以对巿民大众带来的恐慌及不安应该是比较少。
19. 原审法官看来对以上求情理由并无异议。答辩人对以上特殊情形亦无争议。
20. 但原审法官没有解释为何她觉得社会服务令是不适合。
21. 虽然案情严重,但本案的特殊情形尚算罕见,所以本庭应该根据这特殊案情而衡量应否作出社会服务令。
22. 经考虑以上因素后(包括申请人已被监禁7个月,即实际刑期过半,虽然这点对应否作出社会服务令没有直接关系,但亦是此案不能忽视的背境之一),本庭在2007年1月25日下令要取得社会服务令的报告,并将案件押后至2007年2月8日早上继续。2007年2月2日,本庭取得感化主任就申请人所作出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申请人适宜接受社会服务令,建议时数为120-160小时。
23. 申请人已同意接纳社会服务令,而听取过陆大律师的陈词后,本庭认为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是为恰当。
24. 本庭批准申请人提出之判刑上诉许可申请,并将申请视为正式上诉。本庭批准上诉,颁令将区域法院法官的判刑搁置,并行使作出社会服务令的权力,判处申请人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申请人须在2007年2月9日9时向感化主任刘淑娴女士报到。

(邓国桢)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 (冯骅)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答辩人:由律政司高级政府律师高宝翠代表。
申请人:由陈淑雄律师行转聘大律师陆伟雄代表。

2007年3月15日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针对申诉专员的行政诉讼

HCAL107/2006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高院宪法及行政诉讼2006年第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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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雷文仪





答辩人 戴婉莹申诉专员(香港申诉专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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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朱芬龄
聆讯日期: 2007年2月1日
判案日期: 2007年2月27日



判 案 书


1. 针对申诉专员就其投诉破产管理署署长一事所作的决定,申请人要求法庭进行司法复核及颁予济助。

背景事实
2. 2002 年10 月8 日,法院应申请人自己的呈请,颁下一项破产令,有关案件的编号是HCB13304/2002。

3. 同年11 月1 日,经债权人会议议决,李思行律师被委任作为申请人资产的受托人。

4. 根据《破产条例》第 30A 条,申请人可于破产令生效后起计4 年后,解除破产。但受托人在2006 年9 月6 日向法院申请延长申请人的破产期。有关的申请目前尚未审结,申请人目前仍是破产人的身份。

5. 2003 年12 月27 日,申请人首次去信破产管理署署长(“署长”)投诉受托人行为不专业不公正,信中共列出12 项投诉。署长在2004 年2 月3 日覆信。之后,申请人与署长续有书信往来。

6. 2005 年7 月2 日,申请人再次去信署长,就投诉受托人一事提供了相关的文件和会面录音光盘。署长在同年11 月2 日覆信,表示不拟按《破产条例》第 84 条就申请人对受托人的各项指控作进一步行动。申请人在11 月7 日,去信署长表达对其11 月2 日信中的决定之不满。

7. 事实上在破产期内,申请人除去信破产管理署投诉受托人外,亦有向受托人直接提出投诉,并把投诉信的副本抄送给署长。当中包括2005 年10 月26 日和2006 年3 月29 日致受托人的信件,申请人在该两信中,提出受托人有75 项和102 项不当行为。申请人同时亦曾向律师会投诉受托人,但不获受理,原因是与律师业务无关。

8. 申请人在2005 年11 月8 日去信申诉专员,投诉署长不妥善处理她的投诉。申请人同时要求申诉专员确认有关破产案件的投诉属其职权范围。申诉专员在11 月10 日回信确认收到申请人的投诉。

9. 申请人在11 月14 日向申诉专员提供进一步的投诉数据,当中包括她与署长的往来书信及文件数据/录音光盘。申请人亦在信中就她对署长的投诉作进一步说明。

10. 2005 年11 月30 日,申诉专员去信申请人。信中指出就行政角度而言,署长对申请人投诉受托人一事的跟进并无不妥。申诉专员在信中表明没有理据跟进申请人对署长的投诉。

11. 申请人在12 月2 日去信申诉专员,表达对其决定不跟进投诉的不满。申请人亦在12 月3 日致函行政长官投诉申诉专员的决定。申诉专员在12 月12 日去信申请人表示正重新审研她的投诉。申请人在12 月22 日与申诉专员公署的调查主任会面,并提交了书面的补充资料。

12. 申诉专员在2006 年1 月12 日去信申请人,解释署长就受托人的行为有否违反《破产条例》第 84 条的决定是一项专业判断,而非行政事宜,故此专员不得跟进申请人这方面的投诉;以及由于申请人提供的数据不显示署长有行政失当之处,因而在2005 年11 月时决定不跟进申请人的申诉。申诉专员在信中进一步说,经考虑申请人再次去信及亲临公署,坚持要求该署介入调查,所以决定向破产管理署进行初步查讯,以了解该署是否有按合理程序及适时跟进申请人的投诉。

13. 2006 年6 月2 日,申诉专员就申请人对破产管理署的投诉给予回复。申诉专员在信中表示经审核一切数据后,认为破产管理署已在其职权范围内适当地跟进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没有延误或行政失当,以及没有证据支持破产管理理署职员偏帮受托人。申诉专员同时通知申请人决定终结她的个案。

14. 2006 年6 月29 日,申请人去信包括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及申诉专员在内多位人士/机构,表示她对受托人和破产管理署的投诉,虽历两年多仍投诉无门。信中亦对申诉专员的决定作出了批评。

15. 申诉专员在2006 年8 月15 日回信给申请人,表示不同意她的批评。申诉专员在信的末段说:
「 本署已就事件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年一月十二日及六月二日表明立场,再无可补充。若你日后再就此事来函,本署将只会认收而不作回复。」


司法覆该申请
16. 2006 年9 月29 日,申请人就申诉专员的决定,向法院申请批予许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法院在2006 年10 月16 日批予许可。申请人在2006 年10 月26 日存档原诉动议通知书。

17. 申请人在申请许可的通知书(表格 86A)中,要求下列济助 :
(1) 命令申诉专员必须履行其应负的公共职责,接受申诉,就本人的投诉事宜,对破产管署署长进行认真、公正而专业的调查。
(2) 禁止申诉专员在文件及年报上的不礼貌言论及用词;宣令申诉专员不可再对申诉人采取不合理行为。
(3) 即使未能判给损害赔偿以清除本人累积总欠税$70411;仍可就本人无论破产解除与否(案件HCB13304/2002),均能再获新生,及家庭经济应可恢复由零开始,而作出裁决。


18. 申请人在原诉动议通知书中提出4 项新增的济助。如本席在聆讯时指出,申请人没有获得许可修改其表格 86A,而法庭所批予进行司法复核申请的许可亦不包括这些新增的济助和所涉事宜。而且部份所涉事情是在申诉专员发出2006 年6 月2 日和8 月15 日信件,以及申请人提出本申请后出现。是故,本司法复核申请祇处理表格 86A中所申请的3 项济助和相关的事项。

《申诉专员条例》(香港法例第 397 章)
19. 申诉专员的设立、职能和权力受《申诉专员条例》规范。

20. 该条例第 7(1) 条规定如下:
「凡——
(a) 附表 1 第 Ⅰ 部所列任何机构在行使该机构的行政职能时采取或由他人代其采取任何行动;或
(b) 附表1第II部所列任何机构在就政府所颁布的《公开资料守则》而行使该机构的行政职能时采取或由他人代其采取任何行动,
则专员在以下情况下可调查该行动——
(i) 有人提出申诉,声称因与该行动相关的行政失当,以致他遭受不公平待遇;或
(ii) 尽管无人向专员提出申诉,但专员认为因与该行动相关的行政失当,以致可能已有人遭受不公平待遇。」


21. 破产管理署是条例附表 1第 I部所列的机构之一。

22. 就申诉专员可调查事项的范围,条例第 8 条规定申诉专员不得调查条例附表 2所列的行动。按附表 2第 2段,申诉专员不得调查与下列事项有关的行动:
「在香港任何法庭或审裁处的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的展开或进行,包括是否为任何罪行检控任何人的决定。」


23. 条例第 10 条列出申诉专员调查申诉的限制。当中第 10(1)(e) 条如此规定:
「10(1) 专员虽获本条例授予概括性的权力,但如有以下情形,专员不得对申诉展开或继续调查——
……
(e) 对于申诉所针对的行动,申诉人——
(i) 根据任何条例有权利或曾经有权利按案情的是非曲直向行政长官、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由任何条例或根据任何条例组成的审裁处或委员会或其它权力机构提出上诉或反对,或申请审核;或(由1998年第25号第2条修订)
(ii) 有或曾经有以下补救方法,即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核以外的法律程序,或向由任何条例或根据任何条例组成的审裁处提出法律程序,
但如专员信纳在某一申诉的特别情况下,预期申诉人会使用或曾经会使用该权利或补救方法是不合理的,则属例外。」
24. 第 10(2) 条同时规定:
「(2) 专员在考虑申诉事件的所有情况后,如得出以下意见,则可酌情决定不对该申诉展开或继续调查——
(a) 以前曾调查该宗申诉或性质极为相近的申诉,而结果专员认为并无行政失当之处;
(b) 申诉关乎微不足道的事;
(c) 申诉事属琐屑无聊、无理取闹或非真诚作出;或
(d) 因其它理由而无须调查或进一步调查。
专员如决定不对申诉展开或继续调查,须将此决定及其理由通知申诉人。」


25. 就申诉专员权能的断定,条例第 9 条规定如下:
「在断定是否展开、继续或中止一项调查时,除本条例条文另有规定外,专员须按照其本身的酌情决定权而行事;至于某一项申诉是否根据本条例妥当地提出,亦须由专员断定。」


26. 综合上述法律条文,就申诉专员进行调查的职能和权力,有下列几项与本申请有关的重点:
(1) 申诉专员祇可就有关机构在行使行政职能时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调查:参考Ong Kin Kee Tong v. The Commissioner for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s (now known as Ombudsman) [1997] HKLRD 1191。
(2) 申诉专员不具权力就是否展开法律程序的决定或行动进行调查。
(3) 如申诉人针对所申诉事项可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以外的法律程序,则申诉专员不得进行调查。
(4) 第 7(1) 条祇授权申诉专员进行调查,但没有规定申诉专员必须就每项申诉进行调查。申诉专员在《申诉专员条例》下享有酌情决定权,以断定一项申诉是否根据条例妥当地提出,以及决定是否展开、继续或中止一项调查:同时参考Re Fletcher’s Application [1970] 2 All ER 527。
(5) 申诉专员在第 9 条下享有广阔的权力,可酌情决定是否展开调查以及进行调查的范围:参考R. v.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Administration, ex parte Dyer [1994] 1 WLR 621, 626 E-G。


申请司法复核的理由
27. 综合申请人在其多份誓章和聆讯中陈词的内容,申请人提出司法复核的理由可归纳如下:
(A) 申诉专员的办事方式及态度不恰当
(1) 申诉专员不应以事件属破产管理署专业判断范围的理由而非行政事宜,便拒绝进行调查。申诉专员应该考虑破产管理署在作出专业判断前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否有不妥当之处。
(2) 申诉专员在破产管理署还没有回答申请人2006 年3 月17 日信中所提投诉的时候,便在2006 年6 月2 日终结个案。申诉专员此举是不合理的行为,破坏了申请人仍在进行中的投诉事宜,亦导致署长在2006 年6 月22 日给予申请人的回信中,没有全部和全面地响应她的投诉事项。
(3) 申诉专员在2005 年11 月30 日的信中,完全拒绝作出调查。在作出此项决定前,申诉专员没有详阅申诉内容,反而全盘接受破产管理署的数据和说法。
(4) 申诉专员后期作出的跟进是不公正的。申请专员2006 年6 月2 日的信没有说明调查结果,显示申诉专员没有作出调查,祇是在跟进投诉。申诉专员在信中亦没有明确清楚地表达跟进的结果。申请人认为申诉专员祇接受破产管理署的数据和替署长说话,而完全否定了她的申诉内容。
(B) 申诉专员的行为不礼貌
(5) 申诉专员2006 年8 月15 日信中指:「若你日后再就此事来函,本署将只会认收而不作回复」,是非常不礼貌和带有歧视的声明。此外,该信上对申请人的批评,以「不苟同」作响应是带有贬意。
(6) 申诉专员在其2006 年年报(第 18 期第四章第 27 页)中,以「固执己见的投诉人」为标题是抵毁申诉被拒绝的申诉人。
(7) 基于上述(5)及(6)项,申诉专员没有为受其行动影响的人着想,是不合理的行为,构成行政失当。
(C) 申请人不论是否获准解除破产,其本人及家庭经济应由零开始
(8) 申请人在破产前没有欠税,但在破产期内却累积了70,411 元的欠税(当中包括15,422 元罚息)。申请人指这是受托人不当行为所造成,加上她亦已经历破产的惩罚,因此不应再负上这庞大的欠税债务。申请人要求法庭在本申请中就此作出裁决。


28. 申请人在2006 年10 月26 日和2007 年1 月3 日所作誓章中亦提及其它事项,当中包括与其周年收支账目和受托人账目有关的投诉,申诉专员年报中提及的投诉和进行全面调查的数目,以及申诉专员对政府和公营机构颁发嘉许奖的计划等等。申请人亦基于这些事项提出她在原诉动议通知书中的新增济助。如此所述,这些事项和济助都不在法院批予进行司法复核的许可的范围内。本席不会在此把它们详列出来。

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
29. 明显地,本申请源自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从申请人的誓章和所附证物,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可具体简述如下:
(1) 受托人对申请人的开支的评核不合理和不公平。当中包括了申请人的差饷支出,子女的教育、补习等费用和相关的支出,以及供养申请人的母亲和患病的兄长的支出。
(2) 受托人没有正视和处理申请人在破产期内出现的收支亏损和困境。当中包括申请人的搬迁费用和因受托人处理不当而招致的泊车费用,申请人被扣薪和减薪造成收入减少,以及申请人因收支有亏损而欠税的情况。
(3) 受托人拒绝申请人要求暂停4 期还款和补偿9,788 元的要求。受托人亦没有把申请人的补偿要求在债权人会议上提出,以作决定。
(4) 受托人漠视申请人的私隐权,致她破产一事为邻居得知。
(5) 受托人专业疏忽,在申请人没有权力的情况下,仍要求她自行办理汽车过户手续,引致她遭运输署职员指责和公开受辱。
(6) 受托人或其职员与申请人会面时作出不礼貌和不恰当的言谈,又多次威吓要延长破产期。
(7) 受托人没有遵从《破产条例》的规定,适时完成及向破产管理署提交和在法院存盘受托人的收支帐目。


30. 上述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祇是作为理解本申请的背景资料。法庭在审理司法复核申请时,仅具监督角色;法庭并不是行使民事诉讼管辖权,亦不能行使破产案件管辖权。再者,本申请所针对的是申诉专员的决定。是故,法庭在本申请不需亦不应就申请人对受托人各项投诉的是非曲直作出裁决。本席因此不会详细述及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的内容,亦不会列举所涉文件、书信和其它数据。

申诉专员2005年11月30日的决定
31. 申请人的第(1)和(3)项司法复核申请理由,是与申诉专员2005 年11 月30 日信中表达的决定有关。虽然申诉专员在该信中表示不会就申请人的申诉进行调查,她其后已重新考虑申请人的申诉要求。申诉专员并在2006 年1 月12 日决定向破产管理署进行初步查讯,以了解该署处理申请人的投诉的程序是否合理和所作的跟进是否适时。按《申诉专员条例》第 11A 条,申诉专员有权进行她认为适当的初步查讯,以便决定是否就一项申诉展开调查。

32. 因此 ,申诉专员2005 年11 月30 日的决定已为2006 年1 月12 日的决定所取代。而且申诉专员亦有作出初步查讯,包括从破产管理署取得数据和解释。在此情况下,法庭不会就2005 年11 月30 日这项已被取代和失效的决定进行司法复核,或就此颁予济助。

申诉专员2006年6月2日的决定
33. 申请人的第(1) 项申请理由(部份)及第 (2)和第 (4) 项申请理由是关乎申诉专员2006 年6 月2 日信中所表达的决定。申诉专员表示在考虑一切数据后,认为破产管理署没有行政不当或不适当跟进申请人的投诉,因此决定终结申请人的申诉个案。

34. 在考虑申请人的第 (1) 项申请理由时,本席认为应从署长与受托人的关系出发。诚然受托人是经债权人会议议决委任,他在处理申请人的破产事宜时所作的决定主要是受债务人会议监管。然而,署长在《破产条例》下亦有权力和责任监察受托人的作为和决定。在这方面,《破产条例》第 84 条有以下规定 :
(1) 按第 84(1) 条,署长有权就受托人的行为操守及其执行职责的情况向法院作出投诉。
(2) 按第 84(2) 条,署长亦可向法院申请要求受托人回答他的查讯。


35. 故此,署长在收到申请人对受托人的投诉时,需考虑是否行使第 84 条下的权力。本席同意申诉专员所述,是否按第 84 条向法院提出申请是一项专业的判断,因当中涉及对事实和法律方面的考虑。基于这不是一项与行政职能有关的行动和决定,按《申诉专员条例》第 7(1) 条,申诉专员不具权力进行调查。此外,按该条例第 8 条和附表 2 第2 段,申诉专员亦不得就署长是否向法院提出《破产条例》第 84 条下的申请的决定进行调查。

36. 就申请人有关署长的申诉,申诉专员的立场是她祇能从行政角度审研署长在处理投诉的程序和时间是否合理和适时。基于上述分析,申诉专员这个对其职能和权限的断定是正确的。

37. 至于申请人提出的第(2)和(4)项申请理由,申诉专员在2006 年1 月12 日信中已说明基于申请人坚持申诉的要求,公署会就其申诉进行初步查讯。申诉专员采取初步查讯,是为协助她决定是否就申请人的申诉展开全面调查。这是一项法例容许的处理申诉的方法。再者,如前所述,法例并没有强制申诉专员必须就每项申诉进行全面调查。

38. 至于申诉专员进行初步查讯的方式,法例授权她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查讯。本申请的数据显示申诉专员曾向破产管理署查询和取得相关的数据。申请人方面亦向公署提交了书面陈述和不少资料。申诉专员经考虑后,认为不存在行政失当或偏帮受托人的情况。

39. 在R. v.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Administration ex parte Dyer一案,英国法院指出英国法例(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Act 1967)第 5(5) 条(相等于《申诉专员条例》第9 条)及第 7(2) 条(与《申诉专员条例》第 12(3)(6) 条类似)赋予申诉专员相当大的酌情决定权。而且申诉专员在酌情处理一项申诉时,无可避免地会涉及主观的判断。因此,如按公法下不合乎常理的法律原则(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来挑战申诉专员这方面的决定必然是困难的。本席认为这番见解亦适用于本申请中申诉专员在进行初步查讯后所作的结论和决定。

40. 再者,申诉专员在2006 年6 月2 日信中亦有就其认为破产管理署处理申请人的投诉没有行政失当的结果给予说明:见该信「本署的评论」部份。
41. 此外,按《破产条例》第 83 条,申请人作为破产人,如因为受托人的行为受屈,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换言之,申请人是可以透过法律程序,就其投诉受托人的事项,寻求补救方法。在此情况下,按《申诉专员条例》第 10(1)(e)(ii) 条,申诉专员亦不该就申请人的申诉进行全面调查。

42. 至于第(2) 项申请理由指申诉专员在破产管理署还没有回复申请人2006 年3 月17 日的信,便作出终结个案的决定是不合理一 点,申诉专员所处理的是申请人在2005 年11 月提出的申诉。虽然申请人之后再向公署提供进一步资料,但申诉专员要处理的仍是集中于申请人已提出的申诉内容。申诉专员没有责任亦没有必要把其决定推迟,以待破产管理署回复申请人在作出申诉后才发予该署的信件和所作的投诉。

43. 基于上述各点分析,申诉专员2006 年6 月2 日的决定不存在公法下不合乎常理或程序不当的情况。与此项决定有关的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

申诉专员2006 年8 月15 日的信
44. 因申诉专员2006 年8 月15 日信的内容,申请人认为申诉专员的行为不礼貌,要求法庭颁令禁止。本席认为这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原因有两点。首先,即使申诉专员的言词不礼貌,这亦不构成法律认可的司法复核的申请理由。法庭亦不会行使公法下的酌情权力,作出禁止或颁予济助。其次,申诉专员表示日后祇会认受申请人的来信而不作回复,祇是直接地表达其立场,不应被视为歧视或十分无礼的表述。

申诉专员2006 年年报
45. 申请人同样指申诉专员2006 年年报提及固执己见的投诉人是诋毁被其拒绝的申诉人。如前所述,即使「固执己见」一词用得不当,这亦不构成可进行司法复核的理由,法庭亦不会行使酌情权颁予济助。

申诉专员行政失当
46. 至于申请人指申诉专员的不礼貌言词构成行政失当一点,本席不同意申诉专员2006 年8 月15 日信中的措辞和2006 年年报内容足以显示申诉专员行政失当,或是构成可颁发申请人要求的济助的理由。

申请人的欠税
47. 有关申请人累积的欠税和罚息,申请人的说法是这都是受托人不当行为所引致。申请人在其给予受托人、破产管理署和申诉专员的信件和附件中,对此有详细的陈述。

48. 申请人在HCB13304/2002案中亦提出这方面以及其它对受托人的投诉,作为反对受托人要求延长破产期的申请的理由。就这个欠税问题以及申请人对受托人的其它投诉,破产法庭将会审理,其它法庭不应重复审理。
49. 此外,审理司法复核申请的法庭并没有司法管辖权以裁决或宣告申请人应否负责偿还累积的欠税的问题。

50. 是故,申请人的第 (8) 项申请理由和要求的第 (3) 项济助不能成立。

总结
51. 基于上述理由和分析,申请人的司法复核申请不能成立。本席因此撤销申请。

52. 有鉴于申请人仍在破产中,本席不拟就本讼案的讼费作出命令。此为一项暂准讼费令,如诉讼双方在本判案书颁下之日起计14 天内没有提出更改的申请,该暂准讼费令会在14 天期限届满后自动成为绝对讼费令。


(朱芬龄)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申请人: 无律师代表,亲自出庭。

答辩人: 由高李叶律师行转聘卢敏超大律师代表出庭。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非法入境罪及上诉处理

CACC 373/2005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
刑事司法管辖权
判罪上诉许可申请
案件编号 :刑事上诉案件 2005 年第 373 号
(原区域法院刑事案件 2005 年第 386 号)


答辩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



申请人
罗水基


审理法官: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张泽佑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杨振权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朱芬龄


聆讯日期:2007 年 2 月 15 日
宣判日期:2007 年 2 月 15 日
判案理由书日期: 2007 年 3 日 1 日


判案理由书


上诉法庭法官张泽佑颁发上诉法庭判案理由书:

1. 这是本庭 2007 年 2 月 15 日判案的理由。

背境
2. 申请人被控五项控罪。经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吴承威审理后被裁定其中四项控罪罪名成立及判监五年四个月。
3. 申请人于 2005 年 9 月1 日就定罪及刑期提交「申请上诉许可的通知」向上诉法庭申请上诉许可。同年 12 月9 日申请人就有关的申请提交「放弃通知」,法庭于同日驳回申请人的上诉许可申请。
4. 申请人于 2006 年 7 月 4 日提交誓章,要求法庭视他提交的「放弃通知」无效。2006 年 9 月 18 日申请人就第二项控罪的定罪存档一份完备的上诉理由。
5. 代表申请人的关文渭、严永铮大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法律义助服务计划)指出由于申请人所提交的完备上诉理由书仅涉及法律问题,因此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申请人是无须上诉许可也有当然权利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关大律师和严大律师认为申请人早前所提交的放弃上诉许可申请的通知书亦不会影响他的上诉。

只可一次上诉
6. 香港法例第 221 章《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82 条说 :
‘ (1) 循公讼程序被定罪的人可针对其定罪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
(2) 上诉可基于以下的理由―
(a) 任何仅涉及法律问题的理由;及
(b) (经上诉法庭许可)任何仅涉及事实问题的理由,或是涉及法律兼事实问题的理由,或上诉法庭觉得是足够的上诉理由的任何其它理由;
但如主审法庭的法官发给一份证明书,证明该案件适合基于涉及事实问题的理由或涉及法律兼事实问题的理由提出上诉,则可无需经上诉法庭许可而根据本条提出上诉。’

7. 虽然该条例指出,假如上诉仅涉及事实问题的理由或是涉及法律兼事实问题的理由需要经上诉法庭给予许可才可以提出上诉,但并不表示申请人在提交放弃申请上诉通知书后无须经法庭批准就可以提交另一份上诉通知书提出上诉。这不是第 82 条的原意。本庭认为第 82 条只是准许申请人对定罪或刑期提出一次上诉,若上诉人所持的理由纯粹是涉及法律问题,他就不需要先获上诉法庭给予许可才可提出上诉;不然的话,他必须要获得法庭许可后才就有关的理由提出上诉。

R v. Pinfold
8. 英国上诉法庭在R v. Pinfold [1988] 1 Q.B. 462 一案亦清楚指出若上诉人的上诉已被法庭驳回,他是无权再提出另一次上诉,但有以下两个例外情况:
1) 原本的判决是无效的,例如上诉人提交放弃上诉通知书之后要求法庭视该份放弃通知书为无效;
2) 在上诉程序中出现了重大的错误致令上诉人获得一个不公的判决,如上诉人因没有接获聆讯通知书,以致缺席聆讯或者他的代表律师未能出席聆讯,以致法庭撤销他的上诉。
9. 本庭(上诉法庭副庭长司徒冕、原讼法庭法官贝伟和石辉)在HKSAR v. Ma Chiu Sing (马照声), CACC 4/2003 曾经提及 Pinfold 一案,但由于与案情无关,故此本庭在该案没有对 Pinfold 作出诠释。
视放弃上诉许可申请通知书为无效
10. 本庭认为申请人必须先获得本庭的批准,视他所提交的放弃上诉许可通知书为无效,才可以就他的定罪再提出上诉。有关这类申请的法律原则,本庭 (上诉法庭副庭长司徒冕及原讼法庭法官翟克信)在HKSAR v. Lai Siu Cheung [黎兆详(译音)] [2005] 1 HKLRD 一案已经作出详细的诠释:
(1) 上诉权是由法规赋予的。申请人一旦放弃上诉,以致上诉被撤销,除非该放弃行为被视作无效,或是该事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 第83P条给转交行政长官,否则上诉法庭并没有固有司法管辖权重新处理上诉。法庭只可以在以下的情况才会视申请人放弃上诉的行为是无效的:申请人不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刻意决定作出该放弃行为,即申请人的意愿跟该放弃行为互不相称。
(2) 申请人放弃上诉的行为可否被视作无效是关乎申请人对于他所签署的文件的效用或后果是否了解,或者对于他假若坚持上诉的结果是否有所误解。如果申请人所依赖的错误意见,与该放弃行为的性质或效果有关,则该放弃通知书会被视作无效。若申请人在恰当了解有关情况下,知道他所签署的是什么文件,亦知道他所签署的文件的效用,而他在这种知情的情况下,刻意签署该文件,那他要证明该放弃行为为无效将会非常困难。
(3) 如果申请人是受到在上诉胜算方面不正确的法律意见的影响而签署了放弃上诉通知书,该通知书不会被宣告无效。原因是关于上诉的是非曲直的错误意见,并非与签署该放弃通知书或与其性质有关的意见。
(4) 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法庭拒绝受理重新提出上诉的申请人并非全无补救机会:《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3P条就适当的案件提供有关的补救方法。
11. 申请人指他放弃申请上诉许可的原因是当时他未能获得法律援助的协助。本庭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符合上述有关法律原则的理由。申请人必须证明他当时是没有意愿放弃上诉。明显地,申请人绝对不是错误地放弃上诉或是误解放弃上诉的后果;他是经过考虑才放弃上诉的,故此本庭不会将他早前提交的放弃上诉通知书视为无效的。
上诉理由
12. 无论如何申请人现提交的上诉理由亦不是一个充分的上诉理由,故此就算申请人的解释符合上述有关法律原则,本庭亦不会批准上诉。
13. 申请人现只是就四项被定罪的控罪的其中一项控罪(即第二项控罪)提出定罪上诉。这项控罪指申请人协助未获授权进境者在香港境内的旅程,违反香港法例第 115 章《入境条例》第 37D(1)(a) 条。控罪详情指申请人于 2005 年 3 月 4 日协助一名未获授权进境者,即案件的第二被告人,在香港境内的旅程。案情显示水警于 2005 年 3 月 4 日在西贡果洲群岛以南的香港水域追截一艘载有申请人及第二被告人的机动舢舨。舢舨着火沉没,水警在海上救起申请人及第二被告人。申请人承认他是大陆深圳南澳的渔民及在该处居住。事发时他驾驶舢舨与第二被告人从南澳到担杆岛采摘罗汉松,在回程时遇到一艘水警轮。他是没有获授权进入香港的。审讯时,代表申请人的大律师没有就第二被告人是一名未获授权进境者的议题提出争议。
14. 现关大律师及严大律师所持的上诉理由是第二被告人并非是一名未获授权进境者。
《入境条例》
15. 《入境条例》第 37D(1) 条说:
‘ (1) 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如自行或代表任何其它人(不论该其它人是否在香港)――
(a) 安排或协助未获授权进境者或载有未获授权进境者的运输工具前来香港或在香港境内的旅程;
(b) 要约安排或协助未获授权进境者或载有未获授权进境者的运输工具前来香港或在香港境内的旅程;或
(c) 作出或要约作出一项作为,以准备安排或协助,或旨在安排或协助未获授权进境者或载有未获授权进境者的运输工具前来香港的旅程或在香港境内的旅程,
均属犯罪――
i) 经公诉程序定罪后,可处罚款 $5,000,000及监禁 14 年; (由1993年第82号第8条修订)
ii) 经简易程序定罪后,可处罚款 $350,000及监禁3年。(由1996年第25号法律公告修订)’

16. 根据《入境条例》第 37A 条:
‘ “未获授权进境者”(unauthorized entrant) 指属于某一界别或种类并根据第37B条发出的命令被宣布为未获授权进境者的人,但根据该条例第(2)款由命令宣布属于例外的人除外。’

17. 另外,该条例第 37B 条说:
‘ (1) 总督会同行政局可发出命令,宣布任何界别或种类的人(享有香港居留权或凭借第 2AAA 条拥有香港入境权的人除外)为未获授权进境者。
(2) 根据第(1)款作出的宣布,可受命令所指明的例外情况规限。’

18. 上述37B(1) 条所说的总督是指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香港总督,而有关的命令是1979 年 8 月 7 日所颁发的《入境(未获授权进境者)令》 (‘《入境令》’)。该《入境令》是一项附属法例,内容是:
‘ 2. 宣布何人为未获授权进境者
(1) 除第 (2) 款另有规定外,现宣布下述的人为未获授权进境者――
(a) 目前或先前居于越南的人;
(aa) 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发准予按照该国法律离开的证件而离开或寻求离开该国的人;
(b) 目前或先前居于澳门的人;
(c) 在过境或是在任何其它情况下目前身在或曾到过澳门的人。
(2) 下述的人为第 (1) 款的宣布所不包括者――
(a) 任何持有下述旅行证件的人――
(i) 获根据本条例第 61(2) 条给予豁免的旅行证件;或
(ii) 其上注有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发出或代其发出的未期满签证的旅行证件;及
(b) 获入境事务主任或入境事务助理员给予准许入境的人。’

《基本法》
19. 就第二被告人并非一名未获授权进境者的论点,关大律师及严大律师引用了《基本法》及香港法例第一章《释义及通则条例》来支持有关的论点。《基本法》第一条说 :-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基本法》第八条说:-
“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释义及通则条例》
《释义及通则条例》第 2A(1) 及 (3) 条规定:-
“(1) 所有原有法律均须在作出为使它们不抵触《基本法》及符合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的地位而属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及例外的情况下,予以解释。
(3) 在所有原有法律中出现的列于附表 8 的字和词句,须按照该附表解释。”
《释义及通则条例》附表 8 的有关条文为:-
“原有法律中的词语和词句在 1997 年 7月 1 日及之后的解释...
17.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或相类名称、词语或词句)的提述,须解释为对包括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述。”’

申请人的理据
20. 关大律师及严大律师指《入境令》是《释义及通则条例》第 2A(1) 条所指的原有法律。1997 年 7 月 1 日后《入境令》再没有被修订。他们指当《入境令》在1979 年颁发时离开或寻求离开中国的人士当然是包括从中国内地直接进入香港的人士,但在 1997 年之后,《入境令》的文意就不能与《基本法》第一条有所抵触的。由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故此在1997 年之后《入境令》所指的「离开或寻求离开中国的人」并不能包括从中国内地直接进入香港的人士,任何将《入境令》所指的中国解释为不包括香港或中国内地的释义都是违宪的。
本庭的意见
21. 明显地《基本法》第一条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条例或附属法例可以与它相抵触,但本庭不同意申请人代表律师的论点。众所皆知,香港地少人多,政府必须控制外来人口进入香港以维持社会资源合理分配:如工作、教育、医疗等。《入境条例》及《入境令》的立法原意是管制香港地区之外的人士进入香港,这包括《入境令》第 2(1)(aa) 条所指的未持有中国所发准予按照该国法律离开证件而离开或寻求离开该国的人。
22. 这立法原意亦可从这些法规的文字表达出来。在诠释《入境令》的立法原意时,法庭不可以单独考虑该命令的文字意义,也要将《入境条例》第 37D(1) 和《入境令》的内容一并加以分析。这些法规文意的重点肯地是着眼于地区性的界别,即香港本身及香港境外地区的界别。这立法原意或法规文意没有受到香港在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中国影响。有关的法规并没有抵触《基本法》的「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的概念,从《基本法》第 22 条的内容可见一斑:
‘ 中国其它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需办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23. 另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关于“中国其它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的现定,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包括香治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不论以何种事由要求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均须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所在地区的有关机关申请办理批准手绩,并须持有有关机关制发的有效证件方能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如未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应的批准手续,是不合法的。’

24.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依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亦说
‘ 165. 对中国其它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按现在实行的办法管理。’

25. 上述几项条文都显示,中国体验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在入境事务这个范畴上,香港与中国其它地方的地区性分别。两者不但没有冲突,更是明确地被保留下来的。
26. 申请人所引用《释义及通则条例》附表 8 第 17 段并不适用于《入境令》,因为附表 8 第 22 段说明「除文意另所指外本附表适用。」。《入境令》文意明显是指香港以外的其它中国地区未获授权进境的人士。
27. 诠释法规的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不可以令法规的意思变得荒谬。假若只因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强将这个概念加之于《入境条例》的第 37D(1) 条,这肯定是会令该条文的意思变得荒谬:由于香港是中国的,故此未获中国批准离开中国的人士,就算到达了香港的境域亦依然从未离开中国。如这样诠释第 37D(1) 条,它就变成一条无意义的条文。香港亦不需要这样的法规,因为它对那些协助未获授权的中国人士进入香港的被告人完全没有法律效力。
28. 申请人引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马道立(当时官阶)在 Shandong Textiles Import and Export Corp. v. Da Hua Nonferrous Metals Co. Ltd. [2002] 2 HKLRD 844 一案有关内地仲裁的判决可否在香港执行的裁决。马法官指 1997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2 月期间的内地仲裁裁决并不是《仲裁条例》中所指的「公约裁决」。虽然马法官是引用《基本法》第一条,但他的裁决是根据《纽约公约》内有关「公约裁决」的定义而作出的。他的裁决不可以被泛用于其它的情况或其它条例。本庭认为在诠释某些法规是否和《基本法》有抵触时最重要是要先确定这些法规的立法原意或文意后,才可作出决定。
总结
29. 故此本庭驳回有关的申请。


(张泽佑)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
法官
(杨振权)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
法官 (朱芬龄)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法官


答辩人:由律政司张维新副首席政府律师及任可高级政府律师代表。
申请人:由香港大律师公会法律义助服务计划委派关文渭大律师及严永铮大律师代表。

2007年2月2日

A Perspective on Hong Kong REITs

Because of the depth of the capital market, Hong Kong is attractive and the first choice to the developers in the mainland, especially after SFC loosen regulations on REITs. Aft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announced in Oct. 2005 the revised Code o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the door to REIT in Hong Kong is open. In summary, the revised Code on REIT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t revisions:

1. allowing REITs to hold real estate through wholly owned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2. reducing the dividend payout ratio to 90 percent of net after-tax income instead of 100 percent;
3. reducing the valuation frequency to an annual basis;
4. mandating the listing of REITs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5. expanding the type of investable real estate to include hotels and recreation parks; and
6. providing additional measur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laxed REIT rules had spurred developers' interest in realizing the value of their properties to which foreign investors otherwise had only limited access. Now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investment tool in Hong Kong, REITs are expected to be a primary focus in 2006.
There are three REITs listed in 2005. No. 1 is Link REIT, the world's largest property trust IPO, which is listed in 25, Nov., 2005 and held by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its equity assets include Shopping malls and car parks that are on the doorstep to 40% of Hong Kong population. The second REIT is Prosperity REIT (code: 0808), held by Cheung Kong (Holdings) Ltd., the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 in the territory. Prosperity REIT is comprised by seven properties which include high-grade office buildings in North Point, the Metropolis Tower at Hung Hom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Kwun Tong. GZI REIT (code: 0405), the third and also the first PRC-based REIT, which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on 21, Dec., 2005 and launched by Guangzhou Investment, has mor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an the formers.

GZI REIT is also the first REIT to invest in Southern China and the assets comprise a portfolio of four prime commercial properties in Guangzhou. As the first China REIT, the institutional tranche of the IPO was 145 times subscribed and the retail tranche was 495 times covered. The official IPO price is HKD 3.075 with 583 million shares issued. The REIT expects to make a distribution per unit of HKD 0.201 for the 2006 fiscal year i.e. a yield of 6.54%, which is higher than Link and Prosperity REITs' yield of just over 4%.GZI REIT offers a 100 per cent dividend payout for the fiscal years from 2006 to 2008.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response to market pressure on Renminbi and to beat back hot money from the oversea, China government take many measures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the mainland, especially in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and regulations have a heavy and major effect o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price come down as demand, however, the developers find that to arise money from banks is more difficult than in the past days. The developers realize they must seek new finance channels for themselves. Investors need an instrument that generates a steady income stream and gains in underlying assets; REITs can provide that, in the meantime the developer can raise money by launching REIT. The value of REITs in Asia, excluding Australia, has grown to about US$38.3 billion (HK$298.7 billion) since 2001. Hong Kong, Malaysia,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mended law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o ease REIT sales.

Hong Kong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leading fund management centre in Asia with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fund managers. Three property trusts debuted in Hong Kong in the last two months of 2005, raising a combined US$3.1 billion. There are at least seven potential REITs in the list which is waiting for final launch. Some of the developers in the mainland declare they are studying the idea of a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ev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talking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REIT in public. But, the main worry is that there may not be that many projects which have clear property rights and legal land sales that can offer such high yields in China. It is not known how many China REITs will be launched in Hong Kong this year; we can believe that investors will judge each REIT on its merits.

2007年1月31日

香港区域法院判决:事关运输货损引起的争议

DCCJ16678/2001
香港特别行政区
区域法院
民事诉讼案件编号2001年第166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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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ng Met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o. Ltd.
(伟明五金制品厂有限公司) 第一原告人

Grand Ocean Industrial Limited 第二原告人


Kei Wing China Courier Company Limited
(佳荣中国快递有限公司) 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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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 : 区域法院法官源丽华
审讯日期 : 2003年2月24至25日
判决书日期 : 2003年5月13日

判决书
1. 本案是一宗货运物品损失索偿案件。案件的争议点是承运者疏忽责任的范围及免责条款的应用。

2. 第一原告公司及第二原告公司均是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第一原告公司及第二原告公司 ( 后统称为「原告公司」) 拥有共同的股东与董事。两公司均经营钟表配件入口、镶嵌及买卖生意。

3. 被告公司是往来中港的运输承运公司。

4. 原告公司的运作模式一般是经由第一原告公司购入日本出产的钟表配件,转销第二原告公司,或把配件运回内地厂房镶嵌。原告公司的钟表配件过往是全数经由第一原告公司的货运部门负责运送。

5. 被告公司的运作模式是在本港收集付运货品。集齐货品,经点数后,划上收件人的记号及付运地点,便把货品连同货物清单交到「裕信有限公司」的屯门仓。「裕信有限公司」安排货柜车及司机,把货品运送到中国内地深圳宝安区的北方仓。深圳皇岗口岸的清关手续交由「深圳信达运输公司」处理。被告公司的内地职员会在宝安区的北方仓点收货品。收到的货物会被转运到被告人在福田区的皇岗立交桥下的货仓,以便送达到收件人的地址或等候收件人提取。

6. 在1998年间原告公司代表郭先生与被告公司的代表李先生曾接洽商讨付运条件。双方当时对于付运收费已获得共识,计算方法是HK$0.17一件表芯及HK$18每一千克电池。李先生向郭先生表示付运途中,货物如有损失,被告公司的赔款不能超逾运费6倍。郭先生却指表芯的货价较普通货品昂贵,要求被告公司以〔对补形式〕付运,即在货运期间,货品如有损失,被告需赔偿损失货品的货价。李先生向郭先生指出〔对补形式〕的付运运费须跟随货品价格计算,运费较为高昂;再者付运内地的运作,一向风险较高,被告公司是不会接受〔对补形式〕的付运。双方由于不能接受对方建议的货物损失赔偿计算方案,付运一事当时告吹。

7. 原告公司代表郭先生指在1999年间,原告公司由于急切找寻运输公司代为付运,再与被告公司联络接洽。郭先生指双方在1999年的会谈中并无讨论货物损失的赔偿方案。被告公司代表李先生则指在1999年的会谈中双方有重提6倍运费赔偿的规限。自1999年至2001年原告公司经由被告公司付运货品不下30回。

8. 在2001年4月24日及25日原告公司把两批表芯,合共44,500个,交到被告公司的深水埗写字楼。被告公司如常点收货品,交予〔裕信有限公司〕运送到深圳宝安区的北方仓。在4月27日早上,被告公司聘用司机把货物从宝安北方仓运送到皇岗仓。在皇岗仓门前,司机遇上深圳公安。公安决定扣查货车司机及货柜内所有货品。

9. 该批扣查货品包括原告公司的两批表芯。扣查货品后交由深圳巿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理。深圳工商行政管理区根据国家工商局《关于对经销无合法来源进口商品行为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2000]第57号》, 基于货车司机不能证明该批进口货品的来源,指其行为构成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充公及拍买该批货物,拍卖款项上缴国库。

10. 货品被充公后,被告公司曾简略通知原告公司货品被扣查。被告公司曾派人与内地有关当局的人员周旋,打关系,希望可取回货品。货品最终在2001年7月在深圳被公开拍卖。被告公司曾出席拍卖场,希望购回货品。但由于拍买者的叫价比货品底价还要高,因此被告公司未有买回充公货品。

11. 原告公司向本院提出起诉,要求被告公司赔偿损失货品的货价,合共港币HK$416,900。第一原告公司损失HK$340,500。第二原告公司损失HK$76,400。

原告陈述
12. 原告指被告应赔偿充公货品全价,由于:-
(i) 根据本港法例第457章《服务提供(隐含条款)条例》第5条,被告公司应提供合理的货运服务。合理的货运服务当包括把货品安全送抵目的地。
(ii) 再者被告公司是受托人,基于普通法,受托人须保障货物安全送达收件人。受托人专责,比一般不容疏忽的民责还要严谨。
(iii) 货品被充公是由于被告公司或其付托代理公司的疏忽行为引致。
(iv) 被告单据内的免责条款既无合约效力,亦不能免却被告疏忽行为引致的法律责任。

被告抗辩回应
13. 被告指它不应对货品充公一事负上法律责任,理据如下:
(i) 在付运过程中被告公司小心行事,尽其应有的技术运送原告公司的货品。
(ii) 货品被内地深圳巿工商行政管理局人员没收充公拍卖一事实属无可抗力的事情(force majeure)。双方合约应属受挫失效(frustrated)。
(iii) 敞若被告必须负法律责任,则跟据合约,被告公司只应赔偿运费六倍的金额(HK$7,565 x 6),即HK$45,390。


本院裁决

14. 于本诉讼中,本席需裁决的事项如下:-
(i) 货品被内地工商局扣查充公是否人为疏忽引致,或是一项不能预见及无可抗力的事情?
(ii) 若属疏忽,责任谁属?
(iii) 双方付运合约的免责或预计赔款条文是否有法律认可的合约效力?
(iv) 该免责或预计赔款条文能否在疏忽行事或漠视托付专责的情况下生效?

(i) 货品被充公是否无可抗力的事情 ?

15. 根据内地深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货品被充公的原因是:「当事人倒实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品……)……的行为,已构成……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依法没收当事人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品……)。予以拍卖,拍卖款上缴国库。」

16. 货品被充公的原因是付运者未能出示合法来源证明。原告与被告方均无提交证供,解说内地法律,何谓「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原告公司依赖本港判例(注一),指出付运途中如有货品损失,承运者及付运人需反证他们并无疏忽行事,原告无责任举证承运者或付运者的疏忽因由。被告公司则指它已克尽责任,它安排的付运操作流程是安全隐妥,并无疏忽。

17. 原告公司是一间有经验的钟表配件入口商。过往原告公司是经由第一原告公司负责运送钟表配件到内地。据郭先生的证供,输入钟表配件到内地,入口者并不须要提供产地来源证。入口商只需向内地海关填报资料,清楚列明货品名称、数量及价值。在1994至1995年间原告公司曾因入口配件数量超越报关数量,缴交罚款一万元。

18. 根据郭先生的经验,内地官方只需提交海关清关文件以证明入口货品的种类、价值及数量。郭先生指一般报关手续应由运输公司负责。

19. 由于无专家证供说明在深圳「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的含义,本席只可凭现有证供作推断。根据文字的理解及经原告郭先生对内地入口钟表手续的简介,本席相信「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应指被告公司未能向深圳工商局提交合法文件或数据以证明该货柜车内货品的来源。既然原告公司的钟表配件是合法地从日本进口本港,过往郭先生亦能合法地把原告公司的货品入口内地,输入钟表配件到内地的行为应不构成非法行为。据深圳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圳工商局是基于被告公司雇用的司机未能提供该批进口货品的合法来源证明,而充公原告公司的托运货品。据此推论,被告公司须提交货品买卖单据及清关文件。如欠缺的文件是买卖货品的证明单据或资料,被告公司大可向原告公司索取该单据及数据,以提供给深圳工商局。如缺少的文件是有効的清关单据,被告应向被告公司代表「深圳信达运输公司」索取,以供深圳工商局阅览。

20. 于本案审讯过程中,被告公司一直未有提交货品清关单据。根据辩方第三证人方华女士的证人供词,货品被扣查的原因是司机未能提供清关文件以证明进口货品已课税。在法庭作供时,方女士进一步解释货品被扣查充公的原因是由于报关文件未能详尽列出进口货品的资料。合理的推断是「深圳信达运输公司」未有完成合法的清关程序。这合理推断不难了解。郭先生曾说在内地报关,入口商是要清楚列明货品名称、数量及价值。原告公司从未提供货品价值,被告公司亦从未向原告公司询问货品价格,被告公司当不会有货品值格的数据。

21. 敞若被告公司的代表「深圳信达运输公司」曾合法清关,工商局的扣查只是一场误会,被告公司大可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布日的60天内,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深圳巿人民政府提出上诉(注二)。被告公司明显未有提出上诉。

22. 未有合法清关而遭工商局扣查是入口商及运输公司可预见的事情,并不构成无可抗力的事项。双方的运输合约不会因此而受挫失效。

(ii) 若有疏忽,责任谁属 ?

23. 根据本港法律,入口者、货主及运输公司及其代表,均有责任提供进口陈述书(香港法例第109章《应课税品条例》第22条)。两方均无提供数据显示内地的有关法律及其运作法规,本席只能推断两地海关的运作原则差别不大。如据此类推,货主、承运者或付运人均有责任清楚报关。未有妥善办理清关手续当是运输公司及货主的失责及疏忽。如原告公司对清关手续所需一无所知,则被告应付全责。但郭先生明确知道报关时,入口商是要申报货物品种、数量及价价。原告明知货品价格是必须的报关数据,却未有提供该批表芯的价值给被告公司。如本席推断正确,原告需与被告共同承担未能完成报关的责任,双方疏忽的比数可能各占一半。

24. 被告虽有妥善安排运输,点收及交货的程序,但却未有合法处理货品清关。清关程序虽由「深圳信达运输公司」安排,「深圳信达运输公司」是被告公司的代办人,被告对「深圳信达运输公司」的疏忽理应负责。

25. 原告公司指被告公司以受托人的身份,其责任严谨,超逾普通法的疏忽责任。不论被告的责任是属于普通法的疏忽民责或是受托人的专责,其法律责任的赔款幅度,均视示该合约内的免责条文是否有效地约束赔款计算方法。


(iii) 合约条款能否令被告免责或局限原告能获取的赔偿款额 ?

26. 双方在1998年面议付运条款时曾谈及货品损失的赔偿只局限于运费的6倍赔款。在1999年原告开始聘用被告公司代为运送钟表配件到内地,运货的收费单据上注明:-
「(1) 本公司承运货物敞遇强劫或盗窃等意外损失,盖照货物载脚不超过六倍补偿。
(2) 一切货物原来原去,包装内数量一切与本公司无关。
(3) 一切货物交由本公司付运如在三天内有货物到者,请通知否则不负责补偿任何责任。
(4) 天灾横祸,各安天命,与本公司无涉,单部签收保存,为期七天,途(逾)期不负责任,特此声明。
(5) 若因本公司被海关扣查,本公司将尽力在五十天内将货取回,否则将照托运费之六倍赔偿与托运人。」

27. 第(1),(2),(3)及(4)条款的免责条款与本案案情无大关系,不用详述。本席须考虑被告是否能引用第(5)条款局限赔偿金为运费的6倍。

28. 被告公司早于1998年向原告公司提及货品损失赔偿的幅度的上限为货运运费的6倍。

29. 于1999年,原告公司在未有交托货品给被告公司付运时早知告公司的6倍预计赔款方案,原告公司却未有再对此方案提出异议,反而把公司货品托运予被告公司。原告公司的行为间接地接受被告公司的付运条款,包括其6倍运费的预计赔款条文。

30. 再者原告公司确知〔对补付运〕的收费是以货价计算,但被告公司的运费一直只跟随数量计算,并无跟据货价调算,原告公司深知其支付的运费并非是〔对补付运〕的运费。

31. 被告公司的付运条款,虽只记载于被告的收费单据上,但由于6倍赔偿的条款早于1998年面议时已有交代,在1999年至2001年间原告与被告公司有不下30回的付运交往,原告公司对被告公司单据上印明的预计赔款的条文不能指不见不闻。因此被告公司单据上的预计赔款条文是有合约效力的条文。

32. 原告公司代表律师根据香港法例第457章《服务提供(隐含2条款)条例》的规定,指被告公司提供的服务应达到法定的合理水平。《服务提供(隐含条款)条例》第5条指提供服务者须谨慎小心行事,以合理技术提供服务,其服务质素必须达到合理水平。

33. 根据《服务提供(隐含条款)条例》第8条,隐含条款的应用, 在消费合约及商务合约略有不同。根据第8(2)条文,立约双方有权在协议商务合约时修定或更改该法例所规定的法律责任。

34. 本案的合约当是商务合约。合约第(5)项的预计赔偿条款是双方订明的合约条文,在一般情况下,双方理应跟从。


(iv) 第(5)条款的预计赔款条文是否包括疏忽行事引致的损失?

35. 在普通法的规范内,合约任何一方如要依赖免责或预计赔款条文以免除其疏忽责任,其免责或预计赔款条文须以清晰文句描述、抅画及列明其疏忽免责范围(注三)。第(5)项的合约条文并没有清楚指出条文的应用情况,亦没有清楚列明份豁免承运者的疏忽民责。

36. 运输进口货品最重要的环节当是清关程序。合理商人断不会免除此重要环节的疏忽责任。如双方要免除疏忽民责,双方应清楚列明免责的范围是包括疏忽行事的情况,如「不论任何情况之下,包括疏忽引致之后果…」。

37. 况且海关扣查跟工商扣查在文字上确有区别。被告并无解释工商扣查与海关扣查的关系,本席不作揣测。



总结

38. 本席接纳货品的损失,基于相对可能性的衡量标准,是被告的代理公司未能合法清关引致。合约预计赔偿条文虽有合约効力,不能应用于疏忽行事的情况。被告司机未能对货品进口一事提交有効的来源证明而遭受内地工商局充公货品的成因是未能清报内地海关。未能清报海关的成因可能是被告并无货价数据,亦有可能是「深圳信达运输公司」办事不力。原告同意它并未有提供货价,原告与被告的疏忽的比数可能是各占一半。但被告在答辩书中并无引用原告的共同疏忽为答辩因由之一,原告未有机会对疏忽指控作出回应,本席不应对原告有否疏忽莽下结论(注四)。

39. 被告虽对货价有质疑,本席接纳原告郭先生的证供,接纳该批货品的价值分别为:-
(a) 第一原告公司 $340,500
(b) 第二原告公司 $76,400
由于被告在答辩书中未有提论原告的共同疏忽责任,亦未有提供数据指证原告没有提供货价之举是不能合法报关之主要成因,本席裁决被告需赔偿第一原告公司HK$340,500及第二原告公司HK$76,400的损失。

40. 虽无实质资料指证无合法报关的成因是付运者无货品价值引致,本席确信原告与被告双方均有不对之处。原告确知被告公司的付运条款有6倍预计赔偿的规限,却没有资料显示原告有自行购买保险,以保不测。本席不作利息赔偿指令。

讼费指令
41. 由于原告公司赢得本诉讼,本席裁定原告公司可获取本诉讼的讼费。如双方于讼费金额不能获得共识,可要求聆案官评核。有关讼费评核,本席准以大律师证书。此讼费指令是一项临时指令。如双方未有在本指令公布日的14天内申请修改,则本指令会自动引进为最终讼费指令。

源丽华
区域法院法官



Ms. Queenie W.S. Ng instructed by M/s Hermes Lui & Leung for 1st and 2nd Plaintiffs.

Mr. P.Y. Lo instructed by M/s Tsang, Chau & Shuen for Defendant.


(注一) Hong Kong Hua Guang Industrial Co. v Midway International Ltd [2000] 2 HKC 348 (C.A.) per Rogers J.A. at page 357, “ The fact of loss, damage or non-delivery would be prima facie evidence on the part of the carrier or on the part of those to whom it had delegated part of its responsibility. The onus of proving that the misadventure occurred without negligence would lie on the first defendant since it was at least a private carrier and thus a bailee.”

(注二)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工商处[2001]165号,注明:「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注三) per Price & Co v The Union Lighterage Company [1904] QB 412 (C.A.) at page 416 per Lord Alverstone, C.J. “… to exempt the carrier from lia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negligence there must be words that make it clear that the parties intended that there should be such an exemption is applicable to this case.”

(注四) per Fookes v Slaytor [1978] 1 WLR 1293 (CA)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must be specifically pleaded by way of defence to a plaintiff’s claim for negligence, an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 plea, the trial judge is not entitled to find that the plaintiff’s negligence had contributed to the accident. Per Sir David Cairns at p 1297, “….Denning L.J., having decided that the doctrine of ‘volenti’ did not apply, went on to say…’In so far as he suggested that the plea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might have been available, I agree with him.” I think by implication Denning L.J. was saying in effect that the plea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would be available if – and only if – it was pleaded.”

香港上诉法院判决:租约争议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上诉法庭
民事上诉2002年第370号
(原本案件编号:高院民事诉讼2001年第1368号)


原告人 世荣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人 梁甘雨



主审法官:上诉法庭法官袁家宁
原讼法庭法官任懿君
聆讯日期:2003年2月28日
判决日期:2003年3月7日


判 案 书

上诉法庭法官袁家宁:

1. 原告人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14号命令提出申请,结果聆案官黄健棠批准申请,作出以下判决:被告人须付予原告人400,980元以及利息,从发出令状日期到判决日期之间的利息以月息2.5%计算,之后则以判决利率计算,直至全数清还为止。另外,被告人亦须支付经评估后的赔偿及讼费,讼费以原告人须付予其律师的费用为准。被告人就上述判决提出上诉,但上诉被原讼法庭暂委法官邬礼贤驳回,被告人不服,因而再提出本上诉。

租赁

2. 原告人是宝利商业大厦地下(“该处所”)的业主,而被告人则是该处所的租客。被告人于1999年9月6日与原告人上手业主订立了一份书面租约,为期3年,由1999年8月1日起生效,租金为每个公历月153,620元,差饷、空调费和管理费等不包括在内。被告人缴交了505,176元作为按金,于该处所经营餐厅业务。

地库租客拟进行的工程

3. 2000年12月,原告人把该大厦的地库租予一家名为Express Asia Development Limited的公司(“该地库租客”),这家公司打算进行一些气喉重整工程,把气喉由地库接驳到大厦的外墙。

4. 工作人员须进入被告人的处所,才能进行上述工程。被告人最初拒绝合作,但是原告人坚称他必须准许工作人员进入,因它声称根据租约第2.22条,被告人同意:


“准许业主或其指定代理人及/或管理人,在经预约的情况下,于任何合理时间进入该处所,以清查属于业主的固定附着物,及进行任何必要的修理或维修工程;但在紧急的情况下,业主或其指定代理人及/或管理人,可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强行进入该处所,而租客得自费将该处所的入口恢复原状。”

2000年12月12日的协议

5. 最后,原告人、被告人和该地库租客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载于一份日期为2000年12月12日的文件内,其内容如下:

“致:世荣集团有限公司
Express Asia Development Limited
关于:香港九龙尖沙咀宝勒巷21-23A号宝利商业大厦地下
(“该物业”)

本人兹于下列条件准许保利商业大厦地库租客Express Asia Development Ltd的工作人员进入该物业进行风喉重整工程: —
1. 租客书面担保赔偿在工程进行中做成的损坏(本人已收);
2. 工程在2000年12月16日(晚上8时)至2000年12月18日(早上3时)及在2000年12月19日及12月21日(下午3时至晚上8时)进行;
3. 建筑师发出信件确认工程不会影响本人梁甘雨食店牌照(本人已收);
4. 在工程期间(除营业时间外)提供护卫以保该物业财物安全;
5. 在工程完结时(12月18日早上3时后及19日和21日的晚上8时后)安排清洁该物业大堂;及
6. 世荣集团有限公司付港币25,000.00作为引起本人的不便(在租金中扣除)。
梁甘雨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二日”

6. 这份文件由被告人签署,及由该地库租客加签。原告人虽然没有签署该份文件,但是它并没否认该文件显示它和被告人已达成了一项协议,因它接受25,000元应从租金扣除出来。

工程的进行

7. 根据那份文件,工程预期分三期进行(第1期于2000年12月16日至18日期间进行,第2期于12月19日进行,而第3期则于12月21日进行)。第1期工程,如期在2000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18日期间进行。然而,事后被告人投诉工作人员工作后没有清理现场,而有关工程也导致该处所的男厕的假天花板塌下。结果,他要额外支付3,300元予工人来清理,而2000年12月18日那天的营业时间也因而延迟了个半小时,使他损失了2,000元的利润。

8. 2000年12月18日,被告人写信给原告人(并由两名管理员加签),投诉工作人员没有清理现场而在该处所内遗下杂物和泥尘等,但信中并没有提到厕所天花板损毁一事。

不准进入

9. 第2期工程于2000年12月19日到期进行,但是被告人拒绝让该地库租客的工作人员进入其处所。

10. 2000年12月20日,被告人写信给原告人,投诉关于12月18日的延迟营业,以及男厕天花板塌下和没有灯光等事,并指出他因而少了20%的顾客。他要求原告人考虑把租赁转让予一家有限公司、减租20%和取消某些空调费。

11. 2000年12月21日(该地库租客的第3期,兼最后一期,工程到期进行),被告人再度拒绝让该地库租客的工作人员进入其处所。

喷出烟和气体

12. 2000年12月22日,该地库租客的日本餐厅开张营业,由于那些工程尚未完成,因此由地库所喷出的烟和气体,便经由那些未完成的工程中的罅隙,钻进该处所内。(虽然证据提到喷出“气体”,但是该处所似乎仍能开门营业)。

13. 在发生喷出烟和气体的事件后,被告人和该地库租客双方的律师之间,进行了一阵子频繁的书信往来。那些书信的大意是,该地库租客想完成有关的工程(只需时一天),但是被告人却要求它先答应他所提出的条件,否则便不会准许工作人员进入其处所。

14. 2001年1月8日,被告人的律师写信给该地库租客的律师,并随信附上一份由承办商所作的报价单,显示完成该处所中那些未完工程,及修理天花板和电灯的费用,一共是26,900元。

欠交差饷、管理费、空调费和租金

15. 与此同时,被告人在2001年1月1日欠交差饷和管理费,而在2001年2月1日则连租金也欠交。

2001年2月15日和2001年2月19日的信

16. 2001年2月15日,被告人透过原告人的律师,写信给原告人,信的大意是说,他自开业以来一直亏本经营,因此已没有能力缴付租金,要求原告人准许把租赁转让。

17. 2001年2月19日,被告人再度透过原告人的律师,写信给原告人,在这封信中,(i)被告人建议把租赁转让,如果不能转让的话,则要求原告人准许他在3月31日撤销租赁;(ii)被告人建议,首先撤销租赁,然后以较低的租金,暂时租用该处所,直至原告人找到新租客为止,双方可以一个月通知终止租赁。

18. 原告人并不接受这些建议,并在提出诉讼前向被告人发出律师信,发信的日期是2001年2月28日,信的内容是要求被告人清偿欠缴的租金和其它费用,当时欠款的总数已达到240,150元。然而,被告人完全没有支付任何款项。

19. 到了2001年3月1日,被告人须缴付的租金和其它费用,已累积到一个更大的数目,但是被告人仍然没有支付任何款项。

令状及被告人的终止租约书

20. 2001年3月26日,原告人发出令状,展开这项诉讼。原告人在其申索陈述书中提出,原告人有权根据租约第4.01条重收该处所。第4.01条规定,如果被告人在租金到期的15天后仍没交租,或没有遵守或履行租约中的任何条款及条件,原告人便有权重收该处所,而该租赁亦会因此而完全终止,但这不损害原告人因被告人违反租约中的任何条款、条件或规定而有的权益。本席称这为“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

21. 原告人在申索陈述书中又提出,被告人没有或拒绝缴付租金及其它费用(当时的总数已达425,980元),因而违反租约。原告人声称,上述违约行为使原告人蒙受损失和损害,这包括被告人拖欠的租金和其它费用、由现在至交吉期间的中间收益和其它费用、由交吉至重新租出该物业期间的中间收益和其它费用、以及重新租出后的租金和其它费用与原租约的租金及其它费用的差别(如有的话)。本席称这为“普通法之弥补办法”。

22. 被告人的律师于同日,即2001年3月26日,写信给原告人的律师,指称该地库租客(作为原告人的代理人)违反该项于2000年12月12日达成的协议,并申索239,210元的赔偿(由2000年12月18日至2001年3月23日期间的利润损失,以每天2,500元计,总损失为200,000元;此外还有39,210元,即额外付给工人的费用、2000年12月18日那天个半小时的利润损失、鼠饵价钱、和损失理算员的费用、及包括“据估计的实质损坏”28,700元)。

23. 该信声称,由于原告人违反了该项于2000年12月12日“根据租约所达成的协议”,被告人接受原告人的拒认性违约,并会“在下个月开始撤销该租约”。

交回钥匙

24. 2001年3月30日,被告人把该处所的钥匙交还原告人。

重新出租

25. 2002年5月14日(即在被告人把该处所交吉后超过一年),原告人与该处所的新租客订立租约,每月租金只得102,440元。

法律程序

26. 被告人在其抗辩书和反申索书中提出,被告人曾就该地库租客作为原告人的代理人所造成的损害作出投诉,但是原告人不予理会,因此违反了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所以被告人有权撤销该租约。

27. 被告人又提出反申索,要求原告人在按金中扣除400,980元(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0日期间的租金和其它费用,已扣除于2000年12月12日的协议中所提到的25,000元),然后把余款退还给他。他又申索赔偿210,500元,其中200,000元是利润损失,余下的10,500元则是2000年12月18日工人的额外工资、及延迟营业个半小时的利润损失、鼠饵价钱和损失理算员的费用。反申索书中并没有提到2001年3月26日的信中所指的“据估计的物质损坏”。

28. 被告人的大律师,在原审法官席前,进一步辩称,由于原告人决定没收租赁权,因此已无权获得普通法之弥补办法。

判决

29. 原审法官裁定:根据法律,原告人有权同时获得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和普通法之弥补办法。就普通法之弥补办法而言,被告人由于没有缴付租金或其它费用,再加上发出2001年2月15日和2001年2月19日的信,已表明无意再受租约的约束。

30. 原审法官又裁定:虽然原告人可因该地库租客的行为而构成违约,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但是(i)被告人同意让工程进行,条件是该地库租客须作出保障及原告人须支付经双方同意的「算定赔偿」;(ii)任何其它未能预期的损害,都是因为被告人拒绝让工作人员完成那些未完工程所致,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所投诉的情况便会消除或减轻;以及(iii)被告人到了2001年2月12日已把该处所“恢复原状”,在他2001年2月15日及2001年2月19日写给原告人的信中,他都没有提到那些工程所造成的损失,这相当于确认租约。基于以上理由,原审法官维持聆案官的判决。

上诉

31. 被告人向法院提交上诉通知书。在上诉聆讯中,被告人并无律师代表。他起初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指称,如有关工程导致他违反食肆牌照等,这些指称本来可以在下级法院提出作为证据,但是他当时没有这样做。因此,根据案例Ladd v Marshall ([1954] 1 WLR 1489)中所规定的限制,他不能在上诉阶段才提出那些新的指称。

(1) 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及普通法之弥补办法

32. 被告人在其上诉通知书中所提出的理由,明显是在征询过法律意见后才拟定的。第一项理由是:由于租赁已被没收,原告人不能申索任何赔偿。被告人不能就这一点提出法理上的依据,幸得原告人的大律师黄国瑛给予援手,向法庭提交一份由曾在原审法官席前,代表被告人的大律师庄启文所拟的书面陈词。

33. 根据我们对该份书面陈词的理解,被告人的大律师的论据是:业主可以在租约中加入一些明确的条款,使自己有权因任何轻微的违约行为而没收租赁(即使有关的违约行为并不构成普通法中的“拒认性违约”)。因此,陈词争辩,“如果业主没收租赁的话,便不能再申索因没收租赁权而引起的赔偿”。庄大律师在陈词中援引两件案例,它们分别是Hop Woo Cheung Enterprises Ltd v Intergroup Industries Ltd ([1982] HKC 436) 和Colgan Co Ltd v Ethitrade Ltd ([1983-5] CPR 87)。

-Total Oil

34. 在考虑这些案例之前,我们宜先弄清根据英国法律,「接受拒认合约」这项合约观念,是否适用于租约。在案例Cricklewood Property and Investment Trust Ltd v Leighton’s Investment Trust Ltd ([1945] AC 221) 中,大律师提出由于租约的性质涉及土地所有权,因此「合约受挫失效」这项合约观念,并不适用于租约。这个论点在上议院中得到某程度的支持。在案例Total Oil Great Britain Ltd v Thompson Garages (Biggin Hill) Ltd ([1972] 1 QB 318)中,上诉法院依据Cricklewood一案中的原则,裁定「拒认性违约」这项合约观念,亦不适用于租约。

-Highway Properties and Progressive Mailing House

35. 然而,上议院后来在案例National Carriers Ltd v Panalpina (Northern) Ltd ([1981] AC 675)中,驳回Cricklewood一案中的论点,裁定「合约受挫失效」这项合约观念,确实适用于租约。


36. 关于「接受拒认合约」这项合约观念,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案例Highway Properties v Kelly, Douglas & Co. Ltd (17 D.L.R. 1971年(第3版))及澳洲高等法院在案例 The Progressive Mailing House Proprietary Ltd v Tabali Proprietary Ltd ([1984-5] 157 CLR17) 中,都裁定这项观念确实适用于租约。如果租客有违约行为(无论如何严重或轻微),而租约有明确规定的话,业主可以重收有关的物业;但如果该违约行为十分严重,根据一般的合约原则该违约行为是拒认性的话,业主亦可以同时申索普通法之弥补办法。

-Hop Woo Cheung

37. 在Hop Woo Cheung一案中,班士法官决定采用Highway Properties一案中的原则,而不采用Total Oil一案中的原则。他裁定「接受拒认合约」这项普通法观念,确实适用于租约(见第441页)。不过,班士法官根据该案中的事实裁定,由于被告人两年以来,都准时交租,所以即使欠交两期租金(在没有其它因素情况下),也并不构成拒认合约。在那案中,班士法官只根据一些状书,和一迭经双方同意的文件判案,此外便没有其它证据。根据这些文件中的指称,被告人唯一的不当行为,只是欠交两期租金。因此,法官裁定,虽然业主可以根据租约中的明确条款没收租赁,但是却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拒认性违约的行为,因此无权申索普通法之赔偿。

38. 由此可见,Hop Woo Cheung一案中的判决,并没有如庄大律师的书面陈词(见上文第33段)争辩,支持Total Oil一案中的判决。其实恰恰相反,班士法官同意(i)根据租约条款,申索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和(ii)根据一般合约观念,申索普通法赔偿,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抵触。

-Colgan

39. 在Colgan一案中,土地审裁处法官高义敦不批准有关的业主,把其所申索的弥补办法改为普通法赔偿,因为该业主在状书中,提出他只是根据租约的条款没收租赁权,并没有提出被告人有任何拒认性违约行为。根据本席对上述判决的理解,Colgan一案并不认为根据法律原则,普通法之弥补办法和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不能并存。

-Sichant

40. 此外,在Sichant Investments Ltd v Wong Kam Kei (HCA 3430/94,未经报导)一案中,原讼法庭法官王式英采取加拿大和澳洲的做法,在一项第14A号命令的申请中裁定,业主在没收租赁后,还有权根据法律就“未满的租期”取得赔偿。

41. 在本案中,暂委法官邬礼贤亦同样裁定,没收租赁权和普通法赔偿并不是互相抵触的弥补办法。

— 没收租赁权的济助的效力?

42. 在辩论期间,本席向原告人的大律师提出以下问题:这项观点会否受到《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21F条中所指的「没收租赁权的济助」所影响。这个问题在Sichant一案中并没有讨论过。

43. 《高等法院条例》第21F条规定,如出租人就任何土地在原讼法庭藉诉讼,着手针对承租人欠交租金,而强制执行重收权或没收租赁权,则(在不抵触该项条文中一些在此毋须列出的条件的情况下),如承租人向法院缴付所有欠租及诉讼的讼费,则承租人“并即无须订立任何新租契而按照有关租契持有土地。”

44. 因此,如果业主没收租约,并且终止合约和申索拒认性违约的赔偿,该针对没收租赁权而给予的法定济助,对有关的合约会产生些甚么影响呢?该合约的终止,是否由于受到法定干预,而浮沉在一个昏睡状态?还是该合约首先被终止,但是后来却在法庭给予「没收租赁权的济助」后“复活”呢?又或者情况会否是这样(正如Hill and Redman’s Law of Landlord and Tenant第1卷§9423.1中所说):由于业主不能阻止租客申请「没收租赁权的济助」,因此根本不能使用其普通法权利拒认该合约?

45. 本席认为(至少在本案中)答案是:《高等法院条例》第21F条并非在业主因租客欠租而没收租约的情况下 “自动”适用;它只适用于承租人仍管有有关的物业,以及已在各款中所指定的时间内将款项缴存法院(而基于最近的修改,这项条文只适用于在租约期间,一次欠租,而被没收租赁权)。因此,《高等法院条例》第21F条的存在,不会令到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和普通法之弥补办法在所有案件中,都不能并存。在本案中,这两项弥补办法不会因为这项条文而不能并存,因为被告人在业主没收租赁权的同一天,已表示他根本已打算终止租约(尽管是基于他所指称的理由)。他跟着更迁离该处所,而且并没把任何款项缴存法院。因此,《高等法院条例》第21F条显然并不适用。关于这两项弥补办法,在一宗《高等法院条例》第21F条确实适用的案件中,能否并存的问题,必须留待在其它案件中再作讨论。

46. 本席拟补充一点以防遗漏,在案例Super Century Investments Ltd v Advance Ltd (HCA 73/02,未经报导)中,业主并没有试图根据租约的条款,没收有关租约,他只是在状书中提出租客拒认性违约。虽然《高等法院条例》第21F条已被假设适用于该案中,但是由于租期已即将届满,所以双方并没有就这一点进行实质的辩论。

47. 基于上述理由,原审法官的裁定,显然是正确的,他裁定本案的原告人,可以申索没收租赁权之弥补办法和普通法之弥补办法。在本案中,欠交的租金,已累积至相当大的数目,被告人连部分款项,如差饷及空调费等,都没缴交,更别提租金了。另外,当然还有被告人于2001年2月15日和2001年2月19日所写的信,该两封信显示,被告人已不能再继续履行租约,而有意退出。被告人现在的说法是,他写那两封信的目的,只是企图和业主洽商减租,并不是真的想终止租约。然而,信件的内容需要根据客观的方法去理解,根据本席的客观式理解,被告人毫无疑问地,已在信中表明,无意受现时的租约所约束。

(2) 已就两项弥补办法提出足够作诉

48. 被告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是:原审法官错误地裁定被告人拒认合约及原告人「接受拒认合约」,因为原告人在其申索陈述书中,没有提出这一点。

49. 原审法官的裁定是:原告人在其申索陈述书内,除了提出没收租赁权外,还充分地提出申索普通法之弥补办法,因为申索陈述书中,有提到被告人欠租而违约,另外又就违约后未满的租期的损失及损害,作出申索。

50. 无可否认,如果申索陈述书使用了一些较常用于合约申索的字眼,如“拒认合约”和“显示无意受租约约束”等,则这一点便会毫无争议。然而,原审法官已作出的裁定是正确的,因为原告人在申索陈述书的第16段和第17段中,已清楚地作出申索,第16段是关于没收租赁权,而第17段则是关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3) 原审法官以2001年2月15日和2001年2月19日的信作为依据

51. 被告人的第三项上诉理由是:原审法官裁定,被告人于2001年2月15日和2001年2月19日发出的信,显示他无意再受租约的条款约束,但是法官在作出这个裁定时,并没考虑到,被告人曾因弥补该地库租客所造成的损毁,而招致开支,这一点显示他有意继续履行租约。

52. 事实上,证据显示,被告人实际上招致的开支只有下列几项:于2000年12月18日额外支付工人的3,300元、购买鼠饵的1,200元和付予损失理算员的4,000元费用。

53. 虽然被告人提交了一份承办商就完成那些未完工程,和修补那些损毁,而作出的报价单,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承办商确实已进行上述工作,也没发票或收据被提交作为证物。原审法官只是“假设”被告人已进行上述工作,来使该处所恢复原状。

54. 再者,被告人的律师曾于2001年3月26日发出的信,并没有提到已进行上述工作,只是提到“据估计的物质损害”。还有另一点值得一提,被告人在其反申索书内,并没有就修补损毁所招致的开支作出申索。

55. 因此,被告人实际上所招致的开支,相比下,只是少数目,不影响其后2001年2月15日和2001年2月19日的信中,被告人清楚表明终止租约的意愿。

(4) 有权因业主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而撤销租约

56. 第四项上诉理由是:原审法官应裁定由于原告人违反了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因此被告人有权撤销租约。

57. 关于这一点,原审法官首先裁定,被告人同意接受工程所带来的滋扰;其次,他又裁定那笔经双方同意的,由原告人在被告人的租金中扣除的25,000元,属「算定赔偿」。

58. 关于原审法官的裁定,恕本席指出一点,没有证据清楚显示,被告人已同意原告人毋须就第一期工程后所造成的滋扰(如没有清理现场和男厕中的假天花板塌下等),作出赔偿。根据2000年12月12日的租约的字眼看来,被告人只是同意让该地库租客的工作人员,根据双方所订的条件,进入该处所进行有关的工程。

59. 再者,关于该25,000元的「算定赔偿」,它究竟是否涵盖所有不同的损害呢?这一点至少是有商榷余地的。该笔款项是因为工程为被告人带来“不便”而扣除的(任何商业处所,在一般营业时间后,被陌生人进入,都会构成不便),即使工程进行得完美无瑕,这笔款项仍须扣除。原告人的黄大律师亦同意这个看法。

60. 其次,原审法官又裁定,由于被告人不准许该地库租客完成有关的工程,才导致那些进一步的损害(即在第一期工程后所出现的)。原审法官可能不应假设该地库租客一定会妥善地完成余下的工程(有证据显示,工作人员在第一期工程后,没有清理现场和导致假天花板塌下),而且该地库租客本身可能也有不对之处,而导致与被告人之间互相敌对。

61. 尽管如是,被告人显然可以,及应该,自己找承办商完成那些工程,以减低其损失和损害。根据他自己的承办商的报价,工程所需费用只是26,900元,而且证据显示,所需时间只是一天。被告人也没有解释为甚么不找人在星期天完成有关的工程,因为该处所在星期天是暂停营业的。

62. 第三点,原审法官裁定,由于被告人在2001年2月12日前大概已使该处所恢复原状,这显示他已确认租约。恕本席指出,基于上文第53至第54段中所述的理由,原审法官假设被告人已在2001年2月12日前进行了有关的修补工程,根据证据,是错误的。

63. 然而,在考虑被告人是否有权,因为原告人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而撤销租约时,被告人当时有否确认租约这一点,根本无关宏旨,考虑的重点是违反的程度。

64. 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的情况,可以分为多类。严重的违反,可导致租客有权撤销租约,而较轻微的违反,则只可导致租客要求赔偿。在本案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原告人因该地库租客进行第一期工程的方式,违反了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这个论点;既然原告人曾以租约的第2.22条令地库租客进入该处所的,原告人很难否认该地库租客并非其代理人。

65. 不过,上述的违约情况不难补救,假设被告人不相信该地库租客的工作人员会妥当完成余下的工作,他只需自己找承办商完成有关的工程,这个做法所费无几,而且可以选择一些不影响营业的时间进行。然而,他却选择任由那些工程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使自己蒙受他所指称的进一步损失和损害。

66. 在此情况下,被告人并没有提出可以论证的抗辩理由,证明他可以因为业主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而撤销租约;他只是有权申索赔偿,以下将讨论这赔偿的范围。

(5) 搁置执行判决,以等待被告人就违反契诺而反申索赔偿的结果

67. 第五项上诉理由是:原审法官应搁置执行判决,以等待反申索聆讯的结果。根据法庭行之以久的做法,如果被告人提出看来有理的反申索的话,法官应下令批准原告人有关的申索,但搁置执行该判令,以等待该反申索聆讯的结果。

68. 在本案中,原审法官认为该25,000元属「算定赔偿」,因此不存在搁置执行,以等待反申索结果,的问题。本席则认为,关于该25,000元是否属于「算定赔偿」这一点,至少是可以商榷的。被告人指他因业主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而蒙受损失的反申索赔偿,本席认为似有道理的。

69. 被告人所反申索的赔偿,包括以下几项:付予其工人的3,300元额外费用、因2000年12月18日延迟营业而导致的利润损失2,000元、付予损失理算员的4,000元费用、和购买鼠饵的1,200元。而购买鼠饵,是为了防止那些未完成的工程滋生老鼠(假设必须在完成那些工程之前,急切进行)。

70. 正如本席先前所述,被告人指他在2000年12月18日后,蒙失损失和损害,但这是由于他没有试图减轻损失所致,而减轻损失的费用(根据被告人自己的证据)只是26,900元。虽然被告人在其反申索中,并没有包括这一笔款项,但是本席假设这笔款项可以包括在被告人所指称,他因原告人违反租客安宁享用权的契诺,而蒙受的损失和损害中,若包括的话,反申索的总额最高仍只可达37,400元。

(6) 应受审讯的争论点

71. 作为总结,被告人的最后一项上诉理由,是一项一般性的理由。被告人提出,原审法官应裁定本案中有一项(或多项)应受审讯的争论点,因此不应作出简易判决,这是不恰当的处理方法。被告人并没指明,有那些应受审讯的争论点,但相信他是指其它上诉理由的“可争议性”。在考虑以上所述的理由,以及尤其是那些在事发同期所发出的信件,和被告人自己提交的报价单后,本席驳回这项上诉理由。

命令

72. 基于以上理由,本席判上诉得直,但是只限于以下的范围:原审法官的命令应予更改,更改部分是在判定款项中,拨出其中37,400元,并就这笔款项搁置执行原审法官的判决,以等待反申索聆讯的结果。本席作出指令,这项反申索聆讯,应与原告人的赔偿评估聆讯,同时进行。据悉,被告人交给上手业主的按金,现正由原告人保管,因此,关于如何执行这项命令,双方可自行结算,如出现问题,可随时向原讼法庭的法官作出申请。

73. 双方已就讼费问题向法庭陈词。原告人虽然基本上 成功了,但它以前并没有提议过,将任何数额搁置执行判决。所以本席认为,不应干预原审法官所作的讼费令,但至于本上诉案的讼费,本席则不作出任何讼费令。

原讼法庭法官任懿君: —

74. 本席同意。



(袁家宁)
上诉法庭法官 (任懿君)
原讼法庭法官


黄国瑛大律师(由徐伯鸣,陈鸿远,刘永强律师行延聘)代表原告人

被告人梁甘雨先生亲自出庭应讯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内地仲裁裁决书在香港执行案

HCCT 12/2001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民事司法管辖权
高等法院建筑和仲裁诉讼2001年第12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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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仲裁条例》(第341章)第2GG条和第40B条事宜



有关《高等法院规则》(第4章)第73号命令第10条规则事宜



有关2000年10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之裁 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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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又称SHANGHAI XUJIHUI CENTR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答辩人 金联贸易公司
(TIMELAND TRAD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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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张举能内庭聆讯
聆讯日期:2002年6月18日
宣判日期:2002年6月18日
判案理由书日期:2002年7月9日
判案理由书
1. 2000年10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就申请人及答辩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作出仲裁裁决。仲裁庭裁决申请人申索成功,答辩人应支付申请人人民币¥12,317,420,并迟延付款利息人民币¥2,312,988,及该仲裁之费用人民币¥585,500。2000年11月9日,仲裁委员会对其裁决书作出一些与本案并无相关之更正。2001年1月30日,经申请人单方面申请,法庭给予申请人许可按该裁决作出判决并以犹如具有相同效力的法院判决般以相同的方式强制执行。
2. 2001年6月6日,答辩人经法庭批准逾时发出传票,要求撤销上述法庭应单方面申请所作之命令。长话短说,申请发出后,几经波折,终于在2002年6月18日由本席审理。当天本席作出命令,撤销答辩人之申请,并命令答辩人须支付申请人之讼费,除非双方能达成协议,否则讼费数目由本法院耹案官评定。本席判案之理由如下。
3. 答辩人提出申请之理由,基本上是指称答辩人从未与申请人达成任何仲裁协议,故裁决无效。
4. 1993年7月15日,答辩人与上海今亚实业总公司达成沪港合作经营上海西亚新都娱乐城有限公司之合同书,共同投资举辨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书第18章第51条明文规定,凡因执行该合同所发生的或与该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5. 1995年1月13日,上海今亚实业总公司与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后者替代前者成为上述上海西亚新都娱乐城有限公司之中方股东,而原有与答辩人之合同书、章程等文件中,除涉及中方股东名称的条款作相应变更外,其余均继续有效;而合同书、章程等文件中,载明应由上海今亚实业总公司覆行的各项权利、义务,经股权转移,概由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覆行。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之申请人。
6. 1995年4月12日,申请人与答辩人达成关于修改上海西亚新都娱乐城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协议书,协议书就上海西亚新都娱乐城有限公司中方股东变更一事,对该公司之合同书、章程中有关条款作出修改。合同书方面之修改,中方替约方由原上海今亚实业总公司改为申请人,合同书之甲方即中方股东亦更改为申请人,而法定地址、法人代表等数据亦作出相应更改。协议书第3条明文规定,合同书、章程中其余条款不变,合同书、章程继续有效。
7. 1995年5月16日,上海西亚新都娱乐城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一致决议同意原中方股东变更为申请人,公司合同书、章程中载明应由原中方股东覆行的各项权利、义务,经股权转移,由申请人继续覆行;并确认申请人委派的代表为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8. 1995年7月26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发出批文,同意上海西亚新都娱乐城有限公司之中方合作者由原中方股东变更为申请人,原合同书、章程的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9. 双方仲裁牵涉之纠纷,包括申请人指称答辩人拖欠双方如前述合作经营企业所赚取之利润,中方应分得之金钱;申请人遂向答辩人提出有关的申索。
10. 如前述,仲裁庭裁决申请人申索成功,答辩人须支付仲裁 庭裁决之金额,并仲裁之费用。
11. 在本申请中,答辩人提出答辩人只曾与原中方合作股东上海今亚实业总公司订定仲裁条款,而从未曾与申请人、即后来更换之中方合作股东,达成任何仲裁协议或条款。答辩人这方面之论点,从《仲裁条例》(香港法例第341章)内对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内地裁决的强制执行有关条文内之规定、角度来考虑,可视为根据第40D(b)条内之规定,又或第40E (2) (b) 条内之规定,对申请人要求强制执行该内地裁决提出异议。条例第40D(b)条规定,寻求强制执行某内地裁决的一方,须交出有关仲裁协议的正本或有关仲裁协议的经妥为核证副本。设若答辩人声称双方并无任何仲裁协议或条款之说属实,则自然地申请人必不能向法庭提交有关仲裁协议的正本或核正副本。
12. 第40E (2) (b) 条规定,如内地裁决所针对的人证明各方同意有关的仲裁协议须受某些法律规限,而根据该等法律该协议属无效,又或在有关仲裁协议并无指明该等法律的情况下,根据内地法律,该协议属无效,则法庭可拒绝强制执行该裁决。答辩人上述之论据,亦可理解为指称双方仲裁之协议,由于中方股东之变动,变成在法律上无效。
13. 围绕上述论点,答辩人亦就本次申请,向法庭提供内地法律专家方面之意见,指称由于合资经营之中方股东变更,原本合同书内所载之仲裁条款,对新中方股东、即申请人,并无效力。换句话说,申请人与答辩人之间并无任何或任何具有法律效力之仲裁协议或条款。
14. 虽然申请人为回应答辩人所提供之材料,向法庭提交内地法律专家方面之相反意见,在本耹讯中,本席不用考虑这方面之论据及争议。原因是申请人在提出上述之内地法律意见的同时,亦提出根据不容反悔(estoppel)之法律原则,答辩人在本申请中被禁止(estopped)提出双方并无相关仲裁条款或协议之论点。
15. 申请人正确指出,双方合同纠纷,交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进行仲裁,明显是依据1993年之合同书内第51条之规定,就双方之纠纷向仲裁分会提出仲裁。裁决书第1页清楚指出,申请人与答辩人皆于2000年3月27日选定各自的仲裁员。再者,裁决书第1页及第2页指出,申请人及答辩人的仲裁代理人出席了庭审,双方分别就该案争议事实,作了口头陈述,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并相互进行了辩论。开庭后,双方分别提交了补充证明材料和代理词等仲裁文件;而仲裁庭均委托秘书处,逐一转交给对方当事人。裁决书第6页至第8页记载,答辩人代理人在开庭时,对申请人的仲裁申索作了答辩,并在代理意见中就申请人之申索提出实质之论据作为辩护。而答辩人之仲裁代理人,却从未就双方是否存在相关或具有法律效力之相关仲裁条款或协议,提出任何之质疑或对该仲裁之举行提出任何的反对。
16. 虽然如此,仲裁庭却主动留意到申请人并非原中方合作股东,就申请人是否可根据原股东所订定之合同书内之条款进行申索,在裁决书第12页至第14页内详细处理。仲裁庭判定申请人作为合作公司股东的手续乎合法律规定,所以申请人作为该案合作合同的中方股东有权就该案合同争议提请仲裁。仲裁庭确认申请人作为该案申请人是适格的。换而言之,仲裁庭判定申请人不独可根据原中方股东与答辩人签定之合同书提出申索,亦可根据合同书内有关仲裁条款,就双方争议之事项,向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庭亦就双方之纠纷,作出仲裁。
17. 再者,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一章第一节第六条规定,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书面审理的案件的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第一次实体答辩前提出。
18. 申请人亦在聆讯时,进一步正确指出,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一章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19. 申请人在耹讯时正确指出,无论答辩人本身或其仲裁代理人或任何法律代表,皆从未向仲裁庭或内地人民法院,就申请人与答辩人之间是否存在任何或任何具法律效力的仲裁协议或条款,提出异议,要求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20. 再者,根据仲裁法第五章第五十八条规定,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特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第五十八(一)条内规定,其中一个之特定情形为「没有仲裁协议的」。第五十八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在第五十八条内规定的特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裁决。
21. 申请人亦正确指出,虽然如前述仲裁庭在裁决书内主动处理申请人在合约书内(包括当中的仲裁条款内)的主体法律资格,答辩人在上海仲裁分会作出本案之裁决后,从未以双方没有仲裁协议为理由(或以任何其它理由),在上海的中级人民法院(或任何内地地方之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22. 关于双方并没有或并没有具有法律效力之仲裁协议或条款之论据,答辩人是在申请人在本法院成功申请就该裁决作强制执行后,才在本法院首次提出。
23. 本席认为在上述情况底下,不容反悔之法律原则在本案适用,答辩人在本申请中,被禁止提出双方并无相关仲裁条款或协议之论点。关于不容反悔法律原则适用于仲裁条例内关于强制执行公约裁决或内地裁决程序方面的案例不少,可参看China Nanhai Oil Joint Service Corp. Shenzhen Branch对Gee Tai Holdings Co. Ltd[1994]3 HKC 375,Jiangxi Provincial Metal & Mineral Import & Export Corp.对Sulanser Co. Ltd[1995]2 HKC 373,Hepei Import & Export Corp.对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 111,Shanghai City Foundation Works Corp.对Sunlink Ltd[2001]3 HKC 521及本席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对姜瑞英HCCT 120/2000,2002年3月20日之判决书。
24. 本席认为,答辩人如今所依赖,作为其指称双方并无或并无具有法律效力之仲裁协议或条款的论据的有关事实情况,在内地仲裁庭作出仲裁及裁决之前后皆已存在;而且亦为答辩人完全知晓。至于当中牵涉之法律原则及后果,答辩人在内地仲裁时一直有法律代表及仲裁代表;在本申请中不能推说当时对该论点并不知情,作为其从未曾在仲裁庭或人民法院提出其论点之解释或借口。再者,如前述仲裁庭在裁决书中主动处理申请人在合同书内的主体法律资格问题,在裁决发出后,答辩人再不能推说不知道有关的论点。然而,答辩人从未按内地法律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无论如何,本席认为决定不容反悔法是否适用,是根据诉讼一方面所知晓之事实,至于其是否同时知悉该等事实之法律后果,并无相干。故本席认为,不容反悔原则在本案适用,答辩人不能再在本申请中,提出双方并无仲裁协议或条款这论据。本席认为该论据理应在仲裁其间向仲裁庭或人民法院提出,又或在裁决后向人民法院提出,作为其申请撤销裁决的理据。
25. 基于上述原因,本席不用进一步考虑双方各自提出关于根据内地适用法律,中方合资股东转让是否赋予申请人合同书内所载之权利义务,包括就双方之争议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之合同权利,或作出任何判决。
26. 本席判定基于不容反悔法律原则,答辩人在本申请中被禁止提出双方并无相关仲裁条款或协议之论点。
27. 至于答辩人在陈词时提及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月24日公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当中并无提及不容反悔之法律原则一论点,本席认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要求强制执行内地裁决,所有适用法律,全部依据《仲裁条例》内之条文规定,尤其是第2GG条及条例第IIIA部内各条文的规定;上述两地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并不适用。这可参看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对姜瑞英CACV 412/2001一案,上诉庭于2001年9月7日之判案书内第8(2)段内的判词。
28. 无论如何,本席认为不容反悔之法律原则为本港应用之普通法法律原则之一,并不用明文规定,亦可在合适情况下应用;法例有明文规定该原则不适用者除外。本席认为,在仲裁法律方面,不容反悔法律原则,实属适用。故本席不接纳答辩人这论点。
29. 总括上述原因,如前述,本席在听取双方陈词后,已颁令撤销答辩人之申请,并命令答辩人须支付申请人之讼费,除非双方能达成协议,否则讼费数目由本法院耹案官评定。


(张举能)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

申请人:由孖士打律师行黄安敏律师代表
答辩人:无律师代表,由周善光代表出庭

香港高院判决:鉴定机构的责任

HCA 5037/1998及
HCA 5038/1998 (合并)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民事司法管辖权
案件编号1998年第5037号
____________


原告人 林哲民经营日昌电业公司



被告人 特佳机械厂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民事司法管辖权
案件编号1998年第5038号
____________


原告人 林哲民经营日昌电业公司



被告人 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有限公司

(根据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袁家宁
于1999年11月25日颁布合并命令)
____________
主审法官 :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锺安德
聆讯日期 : 2001年3月15及16日,2002年10月31日及
2003年10月22日
判案书日期 : 2004年3月26日
判案书
引言
1. 原告在1998年3月31日分别提出以下两宗民事诉讼:
(a) 民事诉讼1998年5037号(“第5037号申索”);
(b) 民事诉讼1998年第5038号(“第5038号申索”)。
第5037号申索的被告是特佳机械厂有限公司(“特佳”),而第5038号申索的被告则是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科技中心”)。
2. 在第5037号申索的传讯令状,原告仅列出他要求特佳赔偿的数额。赔偿的详情如下:
“A. 部
1. 塑料机 BUTLER 10/60全价 HKD$95,070.63
2. 模具损失合共 HKD$41,770.39
3. 合同订单赔偿人民币48,000元汇
率折合 HKD$44,650.00
4.合同生意额的盈力的损失
人民币96万 x 30% = 28万8仟
汇率折合 HKD$266,666.00
5.商誉损失 HKD$100,000.00
6.C.M.A 检定费 HKD$2,700.00
7.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检验费 HKD$9,000.00
8.黄振强律师费 HKD$7,000.00
A部 1991年的损失额 合计: HK$566,857.02

B. 部
1. A部损失额以月利15%复利计算至今之损失额 HKD$6,122,055.60

2.本人要求为此几年的奔波,内心的痛苦,精神的创伤补偿 HKD$2,000,000.00

3.本人被误导浪费在工程设计,纠缠在检验,投诉花费无数时间,要求3年工资的赔偿 HKD$900,000.00

B 部 应赔偿额: HKD$9,588,912.60
总共索求 A+B = HKD$10,155,769.62”。
其实,详情列表中B部的总额9,588,912.60 (实为 9,588,912.62 (566,857.02 + 9,022,055.60)),已包括列表中A部的总额566,857.02。因此,A+B部的总申索,并非10,155,769.62。另外,本席亦必须指出,原告提供的详情,其实在计算时有以下的错误:
(1)“模具损失合供 HKD$41,770.39”实为 41,770.31元(见第56段);
(2)“A 部1991年的损失额合计HKD$566,857.02”实为 566,856.94元;
(3)“B 部应赔债额HKD$9,588,912.62”实为 9,588,912.54元;
(4)“总共索求 … HKD$10,155,769.62”实为 10,155,769.56元。
3. 原告在日期为2000年6月9日的“合并案(5037/98)索偿声请书”,列举针对特佳及科技中心提出的申索理据。该等理据可简述如下。特佳在1991年出售给原告一部Butler injection moulding machine 10/60塑料喷射注塑机(“注塑机”)。注塑机的使用说明书指,注塑机可注射一种名为尼龙66(Nylon 66)的塑料。但注塑机其实不能这样做。所以特佳出售的注塑机,货不对办。
4. 虽然注塑机经厂商会检定中心证实注塑机不能注胶,特佳仍拒不接受退货。特佳的代表律师在1991年10月31日的信中指明,注塑机必须由科技中心检定。
5. 有关各方约定,在1991年11月由科技中心进行检定(实际检定工作,分别在1991年11月及1992年3月进行)。但原告称以下事项,可证明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违反承诺及应有的职业操守:
(a) 检定报告的日期,颠三倒四;
(b) 检定报告的结论失实;
(c) 检定报告的结论,并非有关检定注塑机的实况,而是作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建议。
6. 原告在“合并案(5037/98)索偿陈述书”列出的损害赔偿的详情如下:
“A. 部
1 塑料机Butler10/60全价 HKD$ 95,070.63
2 模具损失合共 $243,470.39
3 合同訂單賠償人民幣48,000元率折合
$ 44,650.00
4 合同生意额的盈利的损失
人民幣96萬x 30% = 28萬8仟率折合

$266,666.00
5 商誉损失 $100,000.00
6 C.M.A. 检定费 $ 2,700.00
7 香港塑料科技中心检验费 $ 7,078.70
8 黄振强律师费 $ 7,000.00
A 部 1991年的损失额 合计: $766,635.72

B. 部
1 A部损失额利息,以48%年复利由1991年5月31日起至1998年3月31日期间之损失额。
HD$10,783,506.59
2 本人要求为此几年的奔波,内心的痛苦,精神的创伤补偿。
$2,000,000.00
3 本人被误导浪费在工程设计,纠缠在检验,投诉花费无数时间,要求3年工资的赔偿。
$ 900,000.00
B部 应赔偿额 HKD13,683,506.59
C部 HCA 5037/5038合并案及 HCA 11473/98之讼费及上述A、B部1998年3月31日后时间延迟之利息。

总共索求 (C暂为未知数)A+B = HKD$14,450,142.31”。

7. 特佳在其1999年12月3日的“抗辩书”仅承认:
(1)注塑机在1991年6月6日付运给原告;
(2)注塑机的保养期在1992年6月5日终结。
除此,特佳否认原告的其它指控。
8. 科技中心则呈交存档了1999年3月19日的“抗辩书及反申索”。科技中心指,原告承诺支付9,000元给科技中心,作为撰写检定报告的费用。科技中心指它的检定报告是稳妥的,亦反映正确的情况。科技中心否认原告的其它指控,并向原告提出反申索,要求他支付费用的余数 4,000元。
9. 法院在1999年11月25日颁令,将两项诉讼合并审理。审讯分别在2001年3月15日,3月16日,2002年10月31日及2003年10月22日进行。此外,本席亦在与讼各方同意下,在2003年10月22日的审讯前,观看原告呈堂的录像记录。
10. 此外,与讼各方在审讯时,分别传召下列证人作供:
(1)原告;
(2)叶锦峯(原告方第二证人),原告雇用的机器学徒;
(3)黄定富(特佳传召的辩方第一证人),前受雇于特佳的营业代表;
(4)胡子材(特佳传召的辩方第二证人),特佳的董事及股东;
(5)苏艳琪(科技中心传召的辩方第三证人),受雇科技中心的行政主任及公司秘书。
法律责任
(1)第5037号申索
11. 原告作供时声称,他在购买注塑机前,已明确告知特佳,他意欲使用注塑机制造以尼龙66为原料的货品。特佳承诺原告,注塑机适合这用途。特佳提供的注塑机使用说明书,亦确认此点。
12. 如前所述,特佳在“抗辩书”,只是否认原告的指控,并未在其中提出其它的抗辩理由。虽然如此,特佳在审讯期间盘问原告时,提出以下几点:
(a) 套在注塑机上的模环,并非由特佳供应,而是由原告自行提供;
(b) 至于原告声称注塑机制造尼龙66制品时不能正常操作,解决的方法是,原告可在模环部份加上加热器,令该部份的操作温度足以维持正常操作。
原告对上述论点的回应是,特佳在出售注塑机前或在售卖协议中,从未指明注塑机需经额外处理程序,例如加热程序。此外,原告亦称,由于注塑机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以其细小的体积,仍可制造以尼龙66为原料的产品,如需将外置加热设备加上注塑机,注塑机的体积将会变大。而且,外置加热,因为需维持预设的工作温度,生产过程可能需要减慢。注塑机的寿命,亦可能因工作温度高而缩短。
13. 至于模环的问题(见前第12(a)段),原告说,依注塑机的设计,它必须装上模环才可用来生产塑料制品(包括尼龙66塑料制品)。所以,模环其实是注塑机生产制品时的必要辅件。特佳并不否认此点。由于并无证据显示原告使用的模环不妥,模环是否由特佳供应,与注塑机是否符合售卖协议的隐含条件或隐含保证(见下第24段),并无关系。同一理据,亦通用于注塑机需连接的空气压缩机。
14. 从与讼各方提供的数据看来,尼龙66这种塑料,需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比普通塑料原料较高和较准确的温度。原告声称他在生产时遇到的困难,亦与此点有关。
15. 辩方第一证人黄定富先生(“黄先生”)作供时确认,原告在1991年3月6日与特佳订约,以95,070.63元购买注塑机。特佳在1991年6月6日交付注塑机。黄先生被原告盘问时承认,注塑机是用以生产较小的产品(重约4至14克)。黄先生亦说,原告并没有订约前强调,注塑机是用来生产尼龙66制品。
16. 辩方第二证人胡子材(“胡先生”)作供时指,注塑机在1991年6月交付给原告,黄先生在原告的厂房内进行试机,当时注塑机运作正常,原告也接受该注塑机。但胡先生亦承认,数日后,原告以图文传真向特佳投诉,注塑机有两个毛病:(1)注塑机生产的制品,水口太粗;(2)注塑机不能注射尼龙66塑料。第(2)点投诉等同原告赖以提出本诉讼的理据。特佳取得注塑机制造商用以解决原告遭遇的问题的技术意见。但原告拒绝接受该技术意见。胡先生亦同意,原告与特佳同意在1991年11月,委任科技中心就原告的投诉发出检定报告。
17. 根据特佳在1991年8月21日致原告的图文传真,上述胡先生提及制造商的技术意见,是原告应将注塑机头板模那一边的温度,保持约在90oC。特佳亦称,原告现时的模具设计,应要装上棒型插入式发热线。
18. 胡先生被原告盘问时承认特佳提供有关注塑机的资料(证物“P2”),并没有指明注塑机处理尼龙66塑料时需将注塑机某部份,特别加热至90oC,或加压至7.5 bar。但胡先生声称,注塑机的运作亦需视乎模具的设计如何。胡先生亦承认,原告在1991年8月21日致函特佳,要求“安排退回 [注塑机] …”。但胡先生当时认为,仍须等待检定结果才作决定。
19. 辩方第三证人苏艳琪(“苏小姐”),并不是科技中心的技术人员或对电机或机械工程学有任何认识的雇员,故她的证供并不能提供任何有关注塑机是否稳妥的意见。
20. 科技中心两份日期分别为1991年11月27日及1992年(误为1991年)3月31日的检定报告,其内容可简述如下。
21. 1991年11月27日的检定报告记载,在检定程序开始前,注塑机的头板模部份预热至90oC,尼龙66塑料预干。在注塑过程中,经注塑五次后,注射口有塑料阻塞的倾向。检定报告认为,这是由于注塑机的气压筒只有6 bar的压力。当气压被提升至7.5 bar后,注射口阻塞的现象,大有改善,注塑过程再无出现问题。
22. 1992年3月31日的检定报告记载以下的测试过程。注塑机处理ABS塑料时,全无问题。但注塑机处理尼龙66塑料时,注射口被凝固的尼龙塑料完全阻塞。检定报告认为,这是因为注射口附近的温度下降,而尼龙塑料的工作温度范围狭窄。因此,当塑料到达注射口时,因温度下降而凝固。检定报告认为,塑料及模具均需维持准确温度控制。检定报告亦建议:
(a) 将注塑机的工作温度维持在100oC,模具可加装加热装置,或可在注射口附近加上热油循环装置;
(b) 缩短尼龙塑料停留在模具/注射口的时间;
(c) 尼龙塑料需预干。
23. 原告在结案陈词时指,注塑机的介绍单张、使用说明书等,从未指明注塑机需加装其它装置,才可用以生产尼龙66制品。它的使用说明书反而声称,注塑机可作此用途。故此,原告指注塑机的品质,并不合乎他与特佳订定的合约的要求。特佳因此应被裁定毁约。
24. 香港法例第26章《货品售卖条例》第16条,就有关货品质量或通用性的隐含责任承担有以下的规定:
“(1)本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及在任何范围内,就根据售卖合约所供应货品的质量或该等货品对某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有任何隐含条件或隐含保证条款。
(2)凡卖方在业务运作中售货,有一项隐含的条件:根据合约供应的货品具可商售质量 …
(3)凡卖方在业务运作中售货,而买方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令卖方知悉,买方是为了某特定用途而购买该货品,则有一项隐含的条件:根据合约供应的货品在合理程度上适合该用途,不论该类货品是否通常供应作此用途;但如有关情况显示买方不依靠卖方的技能或判断,或显示买方依靠卖方的技能或判断是不合理的,则不在此限。”
25. 本席信纳原告以下的声称:
(1)他在购买注塑机前,已清楚指明注塑机是用以生产尼龙66塑料的制品;
(2)特佳承诺原告,注塑机可作上述用途;
(3)注塑机的介绍单张及使用说明书,均没有指明注塑机需另加额外加热或加压设备,才可作上述用途;
(4)事实上,注塑机作上述用途时,出现注射口被塑料阻塞,以致不能完成生产程序。
26. 本席不信纳黄先生指,原告从未指明上述第(1)点。原告在注塑机付运后不久即已作出投拆,及特佳同意就此点进行测试这两点,与原告的说法相符。本席亦不信纳,原告在注塑机付运后,未及时作出投诉的指称。
27. 至于特佳及科技中心指,原告可将注塑机的头板模部份加热至90oC,本席亦信纳原告指,这种做法会拖慢生产速度,故不合乎经济效益和不设实际。而科技中心指,原告可将注塑机的工作气压加大至7.5 bar,本席不信纳这个说法。正如原告指,注塑机的介绍单张(原告的审讯用文件册第192页)所载的规格亦指明注塑机的正确最大气压仅是7 bar。况且,有关加热及加压的说法,并未在“抗辩书”中提及。此外,特佳传召的证人,并非具专家资格的证人。科技中心更选择传召一位负责行政工作的雇员作供。
28. 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
(a)《货品售卖条例》第16条所载的隐含条件(implied condition)或隐含保证(implied warranty)适用于原告与特佳之间签订的协议;
(b)特佳售卖给原告的注塑机不符合上述隐含条件或隐含保证;
(c) 因此,特佳违反上述条件或保证;
(d) 特佳故此须支付为此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estimated loss)。

(2)第5038号申索
29. 原告在“索偿声请书(补充二)”中对科技中心的指控是:
“[科技中心] … 的检验报告是根据 [原告] 之要求 … 及口头承诺 … 及应有的职业操行进行 … 合约规定科技中心必须交付 … 「合格的检验报告」;唯科技中心违反 [原告] 之要求、违反承诺及应有的职业操行,令合约未能完成,且货不对辨 …
a. 检验报告 … 的日期颠三倒四,几曾要求不予更正;
b. 检验报告的结论 … 不是如实确认 [注塑机] 不会根据它的使用说明书而正确使用;
c. 检验报告的结论而是用假定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字眼去形容 [注塑机] 完全可用 …”。
30. 原告在“索偿声请书(补充二)”依赖香港法例第26章《货品售卖条例》第5、32及53条提出申索。但第26章对“货”或“货品”的释义是:
“包括所有非土地实产,但不包括据法权产(things in action)…”。
Benjamin’s Sale of Goods (2002年) 第6版,第1-080说:
“The statutory exclusion of things (or choses) in action means that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debts, bills of exchange and othe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ills of lading, insurance policies, patents, copyrights and trade marks and other incorporeal property are not capable of being ‘goods’ …
It follows … that intangibles which are not recognised by the law as ‘property’ (e.g. information …) do not come within the definition …”。
31. 原告声称科技中心犯错之处,是两份检定报告的内容,而非检定报告所用的物料,如打印油墨、钉装方法或纸张等的质量。因此,原告基于《货品售卖条例》提出申索,在法理上而言,不能成立。
32. 但《高等法院规则》第18号命令第7(1)条规则指明:
“… 每份状书必须载有并只可载有一份简要陈述,述明作诉的一方提出申索 … 所倚据的具关键性事实 …”。
基于此规则,原告其实无须在“申索陈述书”中提出法律论点(第18号命令第11条规则),但即使他在其中提出法律论点,亦不受状书中载有的法律论点约束: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4, 第18/11/1段。
33. 在法理而言,原告针对科技中心提出的申索的诉因可基于:
(a) 科技中心没有履行协议;
(b) 科技中心所作的陈述失实。

(a)科技中心是否没有履行协议?
34. 根据在审讯时呈交的文件、资料(尤其是原告的审讯用文件册内的文件、数据),及听取与讼各方的证人证供及陈述,原告声称科技中心最主要的错失在:
“检验报告的结论 … 不是如实确认 [注塑机] 不会根据它的使用说明书而正确使用 … 而是用假定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字眼去形容 [注塑机] 完全可用 …”(节录自“索偿声请书(补充二)”)。
35. 要裁定究竟科技中心是否曾毁约,先需考虑的是,原告赖以提出本诉讼的协议的性质,及订约各方在协议中各需负的合约责任为何。这是因为,法庭必须先知悉有关协议的条款为何,才可正确地裁断是否有毁约行为。
36. 原告在作供时,对协议的条款为何,并未清楚言明。有关协议,可能是如“索偿声请书(补充二)”所言,科技中心需如实确认注塑机是否可依使用说明书的使用方法,生产尼龙66塑料的制品。“索偿声请书(补充二)”本身的内容(见前第29段),在审讯时呈交的文件、数据,以及原告的证供等等,似乎都显示这就是科技中心需负的合约责任。
37. 但原告的部份证供亦可视为隐含指,科技中心在协议中,应肩负公断人(umpire)或仲裁人(arbitrator)的责任。
38. 此外,有关协议亦可以是,要求科技中心就注塑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但原告在审讯时已清楚指出,他认为这并非有关协议中应涉及的事项:参考前第29及34段。换言之,提供解决方法,并非双方之间的协议的范畴。
39. 本席在考虑过审讯中呈交的整体证据后,裁定原告与科技中心之间达成的协议属第36段所述者。换言之,该协议是,科技中心应依其专业标准对需检定的注塑机的质量,作出正确的评定。科技中心需执行的工作,是质量检定工作,而非公断人或仲裁人的工作。类似的区别及其重要性,亦可见于 Cha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 (2001年)第10版:
“When auditors truly act as arbitrators, they do not owe a duty of care, since they perform a quasi-judicial function. However, in Arenson v Arenson and Casson Beckman Rutley & Co. [1977] AC 405 … Lord Salmon, in rejecting such submissions, expressed the opinion that [the defendant auditors] were discharging no function even remotely resembling a judicial function but were merely exercising a purely investigatory role”(第8-45 段;另见同书第8-157段)。
Clerk & Lindsell on Torts (2000年) 第18版亦说:
“Judicial immunity extends to those exercising a quasi-judicial function, e.g. an arbitrator, where their judgment is based on the submissions of the parties rather than a direct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第7-37段;另见同书第8-17段)。
40. 在法律上,本申索所涉的检定协议的隐含条款是,科技中心必须在执行检定工作时,使用合理水平的技术及合理程度的谨慎(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正如Jackson & Powell on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2002年) 第5版第2-007段说:
“… there is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person and his client … In such a contract there is generally implied by law a term that the professional person will exercise 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
41. 就本申索而言,科技中心的两份检定报告,都曾指出注塑机在生产尼龙66塑料制品时,出现问题:参考前第21及22段。单就此点而言,科技中心已作出正确的检定。因此,科技中心在这方面,已依协议(及其隐含条款)执行工作。
42. 原告最不满的是科技中心在检定报告中指,注塑机的问题,可通过加热、加压解决。本席较早前(详见前第27段)裁定,本席信纳原告指,将注塑机的头板模部份加热,以及将其工作气压加大,均是不设实际(或不可行)的解决方法。但本席在考虑原告的证供及检定报告的整体内容后,认定这些陈述都不是科技中心依有关协议而需作出的陈述。
43. 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科技中心已履行它与原告订定的协议规定的职责。
(b)科技中心是否作出失实陈述?
44. 在未考虑本诉因相关的案情前,本席先讨论有关失实陈述的法理。
45. Clerk & Lindsell说:
“The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Hedley Byrne [Hedley Byrne & Co. Ltd v Heller & Patners Ltd [1964] AC 465] established that a person who made a negligent statement could owe a duty of care to a person who suffered economic loss through reliance upon the statement …”(第7-86段)。
“The Hedley Byrne principle was extended to omissions by Midland Bank Trust Co. Ltd v Hett, Stubbs and Kemp [1979] Ch. 384 …
In Henderson v Merrett Syndicates Ltd [1995] 2 AC 145, Lord Goff approved Midland Bank and extended the principle to cases of negligent performance of a service … saying that they ‘show that the principle extends beyond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to include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services’… Although the Hedley Byrne decision was concerned with negligent misstatements, it is now clear that its principle governs all situations in which economic loss has been caused by negligence”(第7-87段)。
46. 代表科技中心的大律师许先生在其“书面结案陈词”中强调,原告要成功地因失实陈述提出申索,必须证明原告因依赖有关陈述而蒙受损失。有关这点,科技中心引用以下法律典籍中所载的法律原则:
(a) Char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 (1997年) 第9版第2-137段(与该书(2001年)第10版第2-129段相类);
(b) Clerk & Lindsell 第7-93段。
Charlesworth & Percy 第2-129段的有关部份说:
“… to enable the recipient to sue successfully, he must be able to establish the fact that he had relied on the advice, opinion or information to his detriment, thereby suffering economic loss”。
Clerk & Lindsell 第7-93段的有关部份则说:
“… Reliance in fact is required in statement cases to establish that the negligence had causative effect: it is part of the test for causation. Reasonable reliance on the defendant is required in statement and services cases to establish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t is part of the test for duty …”。
47. 科技中心提出以上法律原则,旨在强调原告并无因依赖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而招致损失。本席认为,科技中心误解了这方面的法律原则。
48. 首先,科技中心引述的法律典籍的陈述,属有关典籍中讨论“谨慎责任”(duty of care)的法理的部份。此外,虽然有关“失实陈述”的法律原则在初期有不同的局限性,但即如本席在本标题下引述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原则的后期发展(详见前第45段引述Clerk & Lindsell 第7-87段),这些局限性在很多方面都已一一消除。事实上,“失实陈述”引致的申索在以下几方面都曾经成功地在法院提出:
(1)原告的前雇主(被告)发出一份疏忽地草拟的推荐书给原告的新雇主,令致原告失去工作:Clerk & Lindsell第7-93段;
(2)一系列有关医生疏忽发出精神条例(相类香港法例第136章)所需的医生证明书,引致病人蒙受损害(例如,病人因而被羁留,或病人乘机自杀等等):Jackson & Powell 第5段第12-239至12-240段。事实上,远在1920年代,法院已判定医生疏忽发出病人精神不健全的证明书引致她被羁留,须为此作出赔偿:详见Jackson & Powell 第12-084 n. 73及12-239 n. 42,及Chalesworth & Percy 第8-123 n. 19引用的 De Freville v Dill (1927) 96 LJKB 1056。
Russell on Arbitration (2003年) 第22版亦说:
“The law of negligent misstatement, to which an arbitration award could be applied is found principally in [Hedley Byrne] and Caparo Industries plc v Dickman & Others [1990] 2 WLR 358 at 383-384B”(第4-208 n. 49段)。
49. 故此,本席裁定在法理上,原告只须确立他与科技中心的关系,从合理角度而言,足以令科技中心知悉,科技中心在检定报告所作的陈述,应会对原告做成影响,原告应已可确立科技中心在作出该等陈述时,相对于他而言,应使用合理水平的技术及合理程度谨慎的责任。法理上所指的“依赖”(reliance),仅指原告有合理理据,依赖声称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在本申索而言,即是科技中心),应以合理水平的技术及合理程度的谨慎行事而已:详见Clerk & Lindsell 第7-91及7-92段。有关法理并非指,原告亦必须自己依赖失实的陈述。
50. 故此,本席裁定在法理上,原告如要确立科技中心因失实陈述而须负上法律责任,要确立下列几点:-
(1) 他与科技中心之间的关系,从合理角度而言,足以令科技中心预见,在检定报告中所作的陈述,会对原告做成影响;
(2) 因此,科技中心在所作上述陈述时,从合理角度而言,可预见原告依赖科技中心应具的合理水平技术及合理程度谨慎;
(3) 科技中心作出的陈述失实,而失实是因科技中心未达第(2)点所述的标准所致。
51. 在本申索中,与讼各方均不异议以下事项。原告延聘科技中心对注塑机作出检定。这项检定工作,和原告与被告之间,就售卖注塑机引致质量的争议有关。
52. 科技中心在同意作出检定时,亦应已知悉原告购置注塑机,是用以生产尼龙66塑料的产品。在此情况下,从合理角度而言,原告可依赖科技中心无论在进行检定工作或编写检定报告时,应以上述的技术及谨慎态度执行有关工作。
53. 科技中心在检定注塑机在未加热加压情况下生产尼龙66塑科制品时出现困难这一点,并无失实。但科技中心却在检定报告中指,加热及/或加压是解决困难的方法。
54. 本席裁定,科技中心在检定报告如此说,并未履行应以合理水平技术或合理程度的谨慎的责任。这是因为:-
(a)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应会同时研究,注塑机在未加热或加压时,不能正常生产尼龙66制品,是否注塑机本身的质量出现问题所致;
(b)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应会同时研究科技中心提议的加热、加压程序,是否从生产角度或经济效益角度而言,属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法;
(c)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在编写检定报告时,应会在检定报告中提及上述(a)及(b)点的事项;
(d) 一间具如此技术及谨慎责任的检定机构,如因任何原因未能进行 (a) 或 (b) 点的检定时,应会在检定报告中指明为何未能这样做。而且,在提供解决方法时,亦应会指明科技中心因未进行有关检定,而对解决方法的实际可行性有所保留。
科技中心在进行检定时及在编写两份检定报告时,均未这样做。故此,科技中心违反了前第50段所述的法律责任。
损害赔偿
55. 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
(1)在第5037号申索,特佳需因毁约而负上法律责任;
(2)在第5038号申索,科技中心需因侵权行为而负上法律责任。
56. 如前所述,原告在“传讯令状”及“合并案(5037/98)索债陈述书”,分别列出损害赔偿的不同详情:见上述第2及6段。此外,他在审讯结案陈词阶段,呈示一份有关“模具的损失”及“模具的损失续”的清单(本席将之编为“P3”)。该清单的内容是:
“ 模具的损失
序 内容 发票日期 HKD 类别
1 恒丰工模厂牙仔模一套 May 27, 91 $15,000.00 A. 2b
2 模环厂Butler 10/60专用模环合共7套 Apr. 19, 91 $ 6,042.70 A. 2c
3 工模判工黄雄志工资 May 30, 91 $ 6,727.61 A. 2d
4 永兴计算机火花制模厂&工模零件加工 May 9, 91 $ 1,900.00 A. 2e
& 2f
5 三泰电机公司加工铜公牙费用 May 7, 91 $ 1,000.00 A. 2g
6 工模判工叶锦锋 May 30, 91 $11,100.00 A. 2h
合计: $41,770.39

模具的损失续
2000年6月5日增加如下内容:
序 内容 发票日期 HKD 类别
7 永兴计算机火花制模厂零件加工 May 13, 91 $ 800.00 补 1
8 建业机器厂铜公 May 10, 91 $ 900.00 补2
9 上述相关的设计、修整的图纸合20张造成资源、时间上的损失起码的估值,设计施工者林哲民;
欢迎被告人提请专家鉴定估值! May 30, 91 $200,000.00 补3-
17
合计: $201,700.00

原有之模具的损失 $41,770.39
增加之模具的损失 $201,700.00
修改后的模具类别的损失为 合计 $243,470.39”
上表中“模具的损失”,原告声称“合计 $41,770.39”,正确的总额实为 41,770.31元。因此,“修改后的损具类别的损失 … $243,470.39”实为 243,470.31元。
57. 原告在“传讯令状”列出的损害赔偿总额为9,588,912.62元(前第2段)(修正后应为 9,588,912.54元),而在“合并案(5037/98)索偿陈述书”列出的损害赔偿总额则为14,450,142.31元(前第6段)。两者的差额(4,861,229.69 = 14,450,142.31 – 9,588,912.62)是因以下几项损害赔偿项目有异所致:
第2段 第6段
(1)模具损失 (经修正后) 41,770.31元 243,470.31元
(2)科技中心检定费 9,000元 7,078.70元
(3)损失额利息 6,122,055.60元 10,783,506.59元
(上述列出的项目(除第(1)点外),纯依原告列出的赔偿详情中的数额,并未经修正)。
(1) 第5037号申索
58. 原告的申索的其中一项是货款95,070.63元。《货品售卖条例》第56条规定:
“… 凡付款的代价已消失,本条例亦不影响买方或卖方追讨已付款项的权利”。
59. Chitty on Contracts (1999年) 第28版第2册,第43-433段说:-
“Where the seller … commits … a breach of condition, the buyer may choose to treat the contract as terminated, reject the goods, and sue for damages. Where the buyer justifiably rejects the goods, he can treat the seller’s failure to deliver the good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 as a simple case of failure to deliver, and the buyer’s damages will be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3]”。
《货品售卖条例》第36条(买方验货的权利),第37条(接受货品)及第38条(买方不必退回拒收的货品),对买方何时可以验货,在何情况被视为已接受货品及在拒绝接受货品后,是否需将之退回卖方等几方面,作出规定。
60. 如前所述,原告在特佳在1991年6月交付准塑机后数天,已以图文传真向特佳投诉注塑机的质量:见前第16段。原告更于1991年8月21日致函特佳,要求退回注塑机:见前第18段。本席因此裁定,原告在合理期间内,已通知特佳,他不接受注塑机。基于本席已裁定特佳违反了售卖协议的隐含条款(见前第28段),本席因此裁定,原告有充份理据,要求特佳支付注塑机的机价。
61. 《货品售卖条例》第53条规定:-
“ (1) 凡卖方错误地忽略或拒绝将货品交付买方,买方可向他提出因不获交付货品而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2) 损害赔偿的计算,是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因卖方违约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
62. 本席裁定,有关模具的损失,因特佳违约“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但本席裁定原告并未能就他声称“设计、修整”模具造成的“资源、时间上的损失”,提供充份证据。本席不接受原告有关此点的索偿200,000元。
63. 在未有充份证据情况下,本席仅为此作出象征式赔偿数额2,000元。基于以上各点,本席裁定特佳应支付“P3”列表中各项目,共45,470.31元(41,770.31 + 800 + 900 + 2,000元)。
64. 同样,原告曾支付的检定费用9,778.70元(2,700 + 7,078.70元)亦属特佳违约“而直接及自然地造成的估计损失”。至于原告曾支付的7,000元律师费属本诉讼的讼费。本席将于“判案书”涉及讼费的部份裁决讼费应由何方支付。
65. 除以上各点外,本席裁定原告并未就他提供的赔偿列表中的其它项目,提出充份证据。原告亦没有提供他已采取减低其损失的步骤的证据。故此,本席撤销其它申索项目。
66. 简而言之,特佳需支付的损害赔偿数额为:
(a)机价 95,070.63元;
(b)模具损失 45,470.31元;
(c) 检定费用 9,778.70元。
共150,319.64元。所涉利息,原应由1991年8月21日(原告要求退回注塑机日)起至清付日止,以司法机构厘定的息率计算。但本诉讼部份拖延时间,是因原告提出不合理的非正审申请所致。故此,在判决日前的利息数额,应扣减三份之一。
(2) 5038号申索
67. 第5038号申索的损害赔偿,其范围及数额为何,较第5037号申索的同一问题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在第5037号申索而言,不论依据案例或法律典藉,特佳应负担因违约而造成的估计损失为何,早已获确认:见前第58至61段。
68. 侵权法有关谨慎责任(duty of care)及经济损失(economic loss)的法律典藉及案例显示,两者关系相连。Clerk & Lindsell在相关的部份说:
“The normal basis for recovery of pure economic loss is an action in contract. The remoteness test for contract is based on the kind of loss that the defendant could reasonably contemplate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breach. In The Herson II, Lords Reid and Pearce stated that the “contemplation” test in contract required a greater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at the foresight test in tort. Types of economic loss are also categorised more narrowly than types of physical damage …
It is strongly arguable that where the tortious claim for economic loss arises from the defendant’s breach of a contract with the claimant or a third party, the narrower contractual test of remoteness should apply. In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this approach was taken by McHugh J. in Kenny & Good Pty Ltd v MGICA. …
Banque Bruxelles and the scope of the duty In Banque Bruxelles Lambert SA v Eagle Star Insurance Co. [1997] AC 191., the House of Lords also considered the extent of a valuer’s liability for a negligent overvaluation where some of the claimant’s loss was the result of a subsequent fall in the property market. Giving the leading speech, Lord Hoffmann considered that whether the claim was brought in tort or contract, the answers depended upon the scope of the valuer’s duty. He held that a defendant should only be liable for the kind of loss which fell within the scope of its duty of care. Applying this principle to a person “under a duty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ich someone else will decide upon a course of action”, Lord Hoffmann concluded that his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generally extend to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but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information being wrong”. This was because it would not be “fair and reasonable” to impose on “the informant responsibility for losses which would have occurred even if the information which he gave had been correct. …
Remoteness and the scope of the duty Lord Hoffmann did not refer to remoteness in Banque Bruxelles, although in a subsequent decision he stated that “it was not suggested that the fall in the market was unforeseeable”. However, Lord Hobhouse has commented that whilst the scope of the duty is a “distinct legal concept”, it is analogous to the concept of remoteness.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scope of duty test should be seen as the key ele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moteness principle to pure economic loss. What the defendant can reasonably contemplate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breach must depend upon the scope or purpose of his duty. If the risk of the particular kind of damage fell outside the purpose of the defendant’s duty, then however foreseeable that risk in general …
Loss attributable to advice In Banque Bruxelles, Lord Hoffmann distinguished the position of a professional whose duty it was to advise whether or not a course of action should be taken from one whose duty is simpl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 adviser “must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consider all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If he is negligent, he will therefore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foreseeable loss which is a consequence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being taken”. The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advice is illustrat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in Aneco Reinsurance Underwriting Ltd v Johnson & Higgins Ltd. …”
69. 而Jackson & Powell亦在相关的部份说:
“(b) Is the loss claim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efendant’s duty?
In England, this question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BBL v Eagle Star. The cases arose in the context of losses claimed by lenders who had made secured loans on the basis of negligent valuations of real property which had subsequently fallen in value. Although the actual decision applies directly only to such cas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is must greater. The Court of Appeal had described as “the necessary point of departure” the well-known and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 that where an injury was to be compensated by damages, the damages should be as nearly as possible the sum which would put the plaintiff in the position in which he would have been if he had not been injured. The House of Lords disagreed, holding that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decide for what kind of loss the plaintiff was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
Lord Hoffman enunciated an apparently general principle, that a person under a duty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ich someone else will decide upon a course of action is, if negligent, not generally regarded as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flow from the course of action. He is responsible onl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formation being wrong. He made an apparently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a du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another to decide upon a course of action, and a duty to advise another as to what course of action to adopt. In the former case, the informant must use 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correct. If it is not, and the informant is negligent, h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reasonably 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information being wrong. In the latter case, the advisor must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consider all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at course of action, and if the advise is have been recoverable had the valuation been correct, the whole loss was recoverable. McHugh J regarded the question as turning upon the proper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valuer and the claimant or, in the case of a claim for negligent mis-statement, o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and ambit of the statement. In the ordinary case he regarded the valuer as being liable “only for such losses as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regard as flowing naturally from the negligent valuation or which are of a kind that should have been within the valuer’s contemplation.
(c) Remoteness
Recovery of damages is subject to the overriding requirement that the loss or damage for which compensation is sought is not too remote. Broadly this requirement demands that the loss or damage must have been (i) caused by the breach of duty; and (ii) be reasonable foreseeable; and (iii) that recovery is not precluded by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or social policy.”
70. 在本申索的情况而言,科技中心知悉(或应知悉):
(a)(如前第51段所述)它被延聘进行检定工作,和原告及特佳之间就售卖注塑机引致质量的争议有关;
(b)原告及特佳会(或应会)依赖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决定如何处理或解决它们之间的争议。
71. 因此,科技中心在法律上负有的谨慎责任,包括在编写检定报告时作出正确陈述(见前第52及54段)。科技中心亦应预见,检定报告的陈述会影响原告及特佳是否能解决因注塑机质量而起的争议。另方面,即使检定报告的陈述完全正确,科技中心也不能保证上述的争议一定完满解决。法律亦不要求科技中心须负保证的责任。但检定报告的失实陈述, 却会导致上述的争议,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特佳在获悉科技中心的检定报告的内容后,坚拒支付任何赔偿给原告,以及特佳在第5037号申索的抗辩理由及呈交的证据,都显示特佳依赖检定报告的陈述,作为抗辩原告提出的由索的理由之一。
72. 基于以上各点,科技中心应支付:
(a)特佳延迟支付损害赔偿引致的利息。有关利息为1992年3月31日(第2份检定报告)至判决日止,以司法机构厘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前第66段的理据,亦适用于本分段。故此,利息数额应扣减三份之一。
(b)原告因提出第5037号申索导致的讼费损失,损失数额为依按(1)“由法律程序的一方须支付给另一方”基准评定的讼费,与(2)弥偿基准评定的讼费,两者的差额。如与讼双方须评定本诉讼所涉讼费,本分段所指的讼费损失的评定,应于评定讼费时一并由讼费评定官评定,或于讼费评定后由聆案官评定。
其它事项
73. 原告在审讯时,对特佳及科技中心作出极严重的指控。简单而言,他指科技中心及/或其雇员收受特佳提供的利益,在检定报告弄虚作假。本席裁定,原告提出的证据(包括前第9段所述的录像记录),不足以证明此指控。
74. 原告亦须支付科技中心提出的反申索的 4,000元。
暂准讼费命令
75. 本席依《高等法院规则》第42号命令第5B(6)条规则,命令特佳须支付第5037号申索所涉之讼费,而科技中心则须支付第5038号申索所涉之讼费,如与讼各方未能就讼费数额达成协议,交讼费评定官评定。
76. 为协助讼费评定工作,审讯时间中,三份之二时间用于第5037号申索,而三份之一时间用于第5038号申索。



(锺安德)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原告人:自行应讯

被告人:由赵、司徒、郑律师事务所转聘张金良大律师代表(案件
1998年第5037号)

由唐天燊律师行转聘许伟强大律师代表(案件1998年第5038号)

香港高院判决:协助及教唆非法逗留、非法劳动

HCMA1014/1999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裁判法院上诉案件1999年第1014号
(原西区裁判法院案件1999年第WSC37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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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 余仲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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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法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汤宝臣
聆讯日期:2000年2月15日
裁决日期:2000年5月6日


判决书

上诉人余仲恩被控一项协助及教唆违反逗留条件控罪,违反《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第115章《入境条例》第41条及《入境规例》第2条。罪行详情指出,上诉人被控于1999年3月8日,在香港协助及教唆陈永标违反入境事务助理员在1999年2月21日对他施加的有效逗留条件,即他获准许以访客身份在香港逗留,但须受不得接受有薪或无薪的雇佣工作的条件规限。但上诉人协助及教唆陈永标在香港电器道119-121号地下新泉和粥店接受杂工的雇佣工作。上诉人否认控罪,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罚款2,000元。

本案的第一被告为男子陈永标,而上诉人余仲恩是本案的第二被告。第一被告陈永标被控一项违反逗留条件,违反《香港法例》第115章《入境条例》第41条及《入境规例》第2条。罪行详情指出,陈永标被控于1999年3月8日,在香港违反入境事务助理员在1999年2月11日对陈永标施加的有效逗留条件,即陈永标只准以访客身份从1999年2月11日至1999年4月26日留在香港,唯须遵守的条件是陈永标不得接受有薪或无薪的雇佣工作,但陈永标却在香港电器道119-121号地下新泉和粥店接受杂工的雇佣工作,第一被告陈永标亦否认控罪。在审讯后,裁判法官判他罪名不成立,而上诉人则被判罪名成立。

在审讯时,控方共传召了四名证人作供。关于本案的证据,裁判法官在其事实裁断陈述书里已有清楚说明,现节录如下:
「控方第一证人是高级入境事务助理员。他向法院指出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于罗湖关卡当值。在翻阅控方第一号证物(即入境处之计算机记录)及控方第二号证物(即第一被告之往来港澳通行证编号3788161)后,他确认在同日处理第一被告之入境手续及批准第一被告以访客身份留在香港,而其中一项逗留条件是不得接受有薪或无薪的雇佣工作。
控方第二证人是警员52954。他向法院作供指他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早上八时五十分左右,与其它同僚在上述之新泉和粥店(以下简称“该店”)进行反非法劳工之行动。在警员45692及第二被告在场下,控方第二证人在该店的阁楼看见第一被告正在使用一个“生果刨”削薯仔皮。在第一被告身旁还有六个已去皮的薯仔、薯仔皮及大量已去皮的姜。在为时半分钟的观察期间,第一被告不停地在做削皮的工作。及后,证人向第二被告查询第一被告之身份及背境。当时,第二被告向证人表示第一被告是他的亲戚。警员45692发现第一被告之访客身份后,便转告控方第二证人。控方第二证人随即拘捕及警诫第二被告。在警诫之下,第二被告作出招认。稍后,警方人员把两位被告带回警署作进一步之调查。控方第二证人亦替第二被告录取一份会面纪录。
控方第三证人是警员45692。他的供词绝大部份支持控方第二证人之口供。
控方第四证人是入境事务处另一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她说在案发后替第一被告录取一份会面纪录。在辩方不反对下,该份会面纪录成为控方证物第四号。
两位被告皆没有作供,亦没有传召任何证人。」

于审讯时,控方要求将上诉人之会面纪录呈堂,但为辩方反对。关于会面纪录是否可作呈堂证供,裁判法官以交替程序作出了决定。在考虑过控辩双方的证据后,决定接纳上诉人的会面纪录可以呈堂作为证供。有关这方面的决定,上诉人并无提出争议。

上诉人一共提出四点的主要上诉理由。第一点为裁判法官在事实之推论方面,犯了法律及事实方面的错误。第二点及第四点似乎涉及同一问题,即裁判法官认为第一被告罪名不成立,却判上诉人罪名成立,在这方面,似乎两个判决并不脗合。第三点为裁判法官在决定第一被告是否有接受雇用方面,采用了不当之法律原则。

至于答辩人方面,则认为裁判法官在法律上及事实之裁断方面,并无犯错。因考虑到证据上的不同,所以裁判法官可以作出第一被告罪名不成立,但上诉人罪名成立之判决。有关第一被告是否与上诉人有雇佣关系,答辩人亦指出裁判法官并没有犯错。

裁判法官在其事实裁断陈述书里,作出以下的案情分析及解释为何判第一被告罪名不成立:
「当本席处理本案控罪之时候,本席已提醒自己需要分开处理控方针对第一与及第二被告有关之证据。
控方针对第一被告之案情,最主要是他在被捕现场削薯仔皮之行为,与及会面纪录(控方证物四号)之内容。
本席认为削薯仔皮之行为既可与雇佣工作有关,亦可如第一被告所解释,是他自愿帮忙第二被告(当中不含雇佣关系)。因此单凭削薯仔皮之行为一事,不能裁定第一被告是否有接受雇佣工作。
而在他的会面纪录,第一被告说他在被捕前过去六天,差不多每天都有帮忙第二被告约半小时。他主要是帮忙削薯仔皮及姜皮。他并无接受任何工资,但是他获准在粥店之阁楼居住,与及亦有膳食之供应。
虽然此等证据可以构成第一被告招认为第二被告工作,却不足够证明雇佣之关系,因此本席认为控方并无足够之证据证明第一被告有干犯第一项控罪。因此裁定第一被告无罪释放。」

至于本案上诉人的情况,裁判法官就有以下的分析:
「控方针对第二被告之证据,最主要是第二被告在被捕现场所讲之说话及他的会面纪录之内容。在被捕现场,第二被告在被警诫非法雇用劳工下,第二被告说『我明白,我都知唔应该叫佢喺度帮手。阿Sir,畀次机会喇。』
辩方律师在最后陈词时要求法院在考虑是否有雇佣关系时,要参考CHENG YUEN v THE ROYAL HK GOLF CLUB, Civil App No.146/96(主要是判词第四页所列举之要素)及Clark & Lindsell on Tort第3‑07段。本席同意辩方之说法。但是本席认为控方在证明雇佣关系时,无须全部证明上述案例所列之要素。原因是该等要素最主要是用作分辨雇佣(Contract of Service)或自雇(Contract for Service),而本案并非要作出此类之区分。再者,第一被告亦不能以自雇身份在香港工作。
由于警方拘捕第二被告之理由是怀疑他雇用第一被告,而第二被告在警诫下之说话已清楚表明他知道雇用第一被告是错的。在会面纪录内,第二被告承认他是粥店之负责人(答案3)。他解释在警诫下他所指之‘佢’是第一被告而‘帮手’是‘做嘢’(答案5及6)。他承认第一被告是来香港探亲并住在粥店之阁楼(答案7及9)。他只负责提供食宿并没有给予第一被告任何工资(答案10)。他指第一被告是负责削薯仔皮,洗菜及扫地等之工作(答案12及14),而每日工作约五小时(答案17)。虽然控方未能全部证明上述案例所列之要素,但本席认为第二被告在会面纪录内已清楚招认他雇用第一被告一事,亦清楚说明第一被告之工作范围、时间及所获得之利益。由此可见第二被告是知道不能雇用第一被告,但他明知固犯。在此情况下,雇用第一被告明显是协助及教唆第一被告违反逗留条件。因此,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下,证明第二被告已干犯第二项控罪,固此裁定第二被告罪名成立。」

很明显地,裁判法官认为第一被告人当时在现场削薯仔皮之行为是比较中立的事实。因此,主要判第一被告人罪名不成立及判上诉人罪名成立之理据,完全取决于裁判法官如何理解及裁定两份会面纪录之内容。在这方面,裁判法官将两份口供内容分开处理,这是正确的做法。裁判法官接纳了第一被告在其会面纪录中的内容,即是说他在被捕前的六天,差不多每天都有帮忙上诉人约半小时,他主要的工作是帮忙削薯仔皮及姜皮,他并没有接受任何工资,但获准在粥店之阁楼内居住,及有膳食供应。但裁判法官认为这等证据只可以构成第一被告招认有替上诉人工作,却不足以证明他与上诉人有雇佣之关系。第一被告与上诉人有否有雇佣关系当然是本案中的主要问题。裁判法官接纳第一被告有替上诉人工作,但却认为工作并不表示双方有雇佣之关系。在这问题上,裁判法官并无列明他所依据的法律原则,即工作及雇佣的分别。

在考虑上诉人的案情时,裁判法官依据以下几点,认为上诉人在其书面纪录中已作出承认他有雇用第一被告:
一) 上诉人在警诫下所说的话,已清楚表明他知道雇用第一被告是错的。
二) 上诉人承认他是粥店之负责人,他亦承认第一被告是来香港探亲并住在粥店之阁楼,而他只负责提供食宿,并无给予第一被告任何工资。
三) 他指第一被告是负责削薯仔皮、洗菜及扫地等之工作,每日工作约5小时。

裁判法官以此作出事实方面的裁决,认为上诉人已清楚地招认他有非法雇用第一被告。在上诉人的会面纪录中,他并没有用「雇用」这一个字眼,只是用「帮手」及「做嘢」等去表达。而他所说的情况,似乎与第一被告所说相差无几,问题是裁判法官并没有说明他以什么原则判定上诉人有「雇用」第一被告,而第一被告不只是在替他「工作」。

当然,本席同意答辩人之陈词,即在这类案件中,就算某被告被法庭裁定无罪,并不一定代表其它被告教唆之罪名不能成立,主要是依据不同的证据来处理。但在本案的背景下,裁判法官要以相同的法律原则去处理一些基本概念如工作及雇用的分别及在引用法律原则时要贯彻始终。但裁判法官并没有清楚列明有关的法律原则,及为何他认为第一被告所作的不构成雇佣关系,但就上诉人方面,在相似的承认内容中,却构成有雇佣关系的决定。

因此,本席认为虽然这两项控罪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即是说就算第一被告罪名不成立,并不代表上诉人罪名不能成立。但在是否构成雇佣关系方面,裁判法官应该采用同一法律观点。但不幸地,裁判法官在其裁断陈述书中,并没有清楚说明有关的法律原则。

就这一点上,本席只可以作出上诉得直的判决,并将判罚搁置,有关的罚款交还给上诉人。





(汤宝臣)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


答辩人:由律政署高级政府律师何眉语代表

上诉人:由罗家英律师事务所刘智慧代表

合约相互关系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1.1 In this chapter, we further explain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and illustrate its effect with some real-life examples. We then examine common law and statutory principles which have the effect of circumventing the doctrine, ie allowing a third party to enforce a jus quaesitum (a right conferred on him by the contractual parties). The last part of the chapter looks at judicial developments in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and discusses how those developments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e Hong Kong courts.

1.2 As explained in the Preface,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has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which is the crux of our present discussion, is that, as a general rule, a person cannot acquire and enforce rights under a contract to which he is not a party.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at common law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weddle v Atkinson.[4] The court in that case held that, in the words of Wightman J, "no stranger to the consideration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a contract though made for his benefit." [5] That is to say, a third party to a contract, not having provided consideration himself, cannot enforce the contract even if it has been entered into for his benefit. The rule was affirmed in 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Selfridge & Co Ltd [6] when the House of Lords accepted that it w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law that only a party to a contract who had provided consideration could sue on it.[7] This "consideration" rule is related to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and is regarded a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doctrine.[8]

1.3 Wh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the privity doctrine, account needs to be taken of the remedy rule: the need to prove loss in an action for breach of contract. When a plaintiff su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he must prove that he has suffered actual loss as a result of the alleged breach. Otherwise, he will only be entitled to nominal damages. This, when combined with the privity doctrine, could lead to unjust results in some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suppose a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between a parent company and a contractor for the benefit of a subsidiary company. If the subsidiary company subsequently suffers loss as a result of the contractor's breach, the subsidiary company cannot sue the contractor because it is not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The parent company, even though it i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will only recover nominal damages because it has suffered no actual loss. Hence it is not a viable option for a promisee (the parent company) to sue the promisor (the contractor). The decision of Alfred McAlpine Construction Ltd v Panatown[9]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rule that a person can only recover nominal damages unless he has suffered actual loss.

1.4 The effect of the first aspect of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on everyday life can best be illustrated by some real-life examples.

(i) Contracts to pay money to a third party


1.5 A and B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under which A agrees to pay a sum of money to C. Both parties fully intend that C should take the benefit of A's promise. If A defaults, C cannot sue A because of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It does not help for B to sue A for damages since B would be unlikely to have suffered any damage himself. Sometimes, the Court may be able to prevent an injustice to C if B is prepared to sue A for specific performance and the Court is prepared to make an order compelling A to perform his promise.

(ii) Contracts to purchase real property


1.6 A property developer enters into a building contract with a contractor under which the contractor promises to use good workmanship and sound materials. The contractor warrants that he would make good any defects in the building within a stated period of, say, twelve months. Shortly before completion of the building, the developer sells individual units to purchasers. If a purchaser of a unit discovers a defect in his flat, he has no direct recourse against the building contractor. This is still the case even though the developer may have obtained the building contractor's warranties specifically for the benefit of purchasers, since purchasers are not "privy" to the building contract. In practice, a developer may withhold part of the payment to the building contractor to ensure that the building contractor honours its promise. The developer may also contract with the purchaser that it would exercise its best endeavours to enforce all defects and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under all contracts rela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10] Nevertheless, a purchaser may find himself in a poor bargaining position because his only direct recourse, if any, is against the developer. Even that would depend upon the terms of his contract with the developer and on whether the developer is still around to honour its promis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11], the contract between a developer and the purchasers may provide that where the developer is wound up, all warranties and guarantees under all contracts rela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would be assigned by the developer to the owners'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Cap 344) or if no such corporation exists to the manager of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time being to be held in trust for purchasers of the units in the development. This recourse against the contractor is indirect, and an individual purchaser may, however,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compelling the owners’ corporation or the manager of the development to sue the contractor.

(iii) Insurance contracts


1.7 B is a sub-contractor of A. B takes out an insurance policy to cover his and A's liability to employees' compensation with an insurer (C), without joining A as a party. An employee of B is injured in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 negligence of A's employee. A pays the required compensation to B's employee. A, however, w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seeking indemnity from C, since A is not a party to the insurance contract even though the parties intend to benefit him.

Leg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the effect of allowing third parties to enforce rights


1.8 As illustrated in the above examples,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privity doctrine can prove artificial and contrary to the parties' intention, and can lead to injustice and inconvenience. There are, howev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doctrine does not apply, either because of supervening principles of common law or because of specific statutory provisions which allow a third party to enforce a right conferred on him by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ill first explain the principles at common law, followed by those in statutes.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employing these common law and statutory principles as options for reforming the privity doctrine are discussed under "Option 1" and "Option 2" respectively in Chapter 3 where other possible options for reform are also considered.

Common law

(i) Covenants concerning land


1.9 Covenants in a lease can benefit third parties who later acquire an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Hence a person may be able to enforce a covenant affecting land made by his predecessor in title even though he was not a party to the covenant, and a covenant may be enforced against someone acquiring land with notice that it is burdened with a covenant.[12]
(ii) Trusts


1.10 A trust is an equitable obligation to hold property on behalf of a beneficiary. A chose in action may be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trust. For example, if A makes a promise to B to pay a sum of money to C, a trust of that promise can be construed as created by B in equity in favour of C. In such case, B would be the trustee while C would be the beneficiary under the trust. If this agreement is construed by the court as a properly constituted trust, C can, in his capacity as beneficiary, sue A to enforce the promise. Though C is not a party to the promise made by A to B, C could nonetheless enforce the promise in equity.

1.11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trust device to circumvent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has its restrictions. A promisee (ie B in the example quoted above) is not a trustee for a third party unless he manifests an intention to create a trust.[13] Where the word "trust" or "trustee" is not used, there may be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the requisite intention to create a trust. Moreover, there must be an intention to benefit the third party. If the promisee intends the promise to be for his own benefit, there will not be any trust created in favour of the third party.[14] The main difficulty of using the trust device is that the court has confined its usage within narrow limits. The trust device has so far been applied only to promises to pay money or to transfer property.[15] According to Sir Guenter Treitel, the trust device has therefore been treated as an exception to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but is of limited and uncertain scope.[16]
(iii) Tort of negligence


1.12 A contract between A and B may, in addition to creating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impose on B a duty of care towards a third party, C, under the law of tort. Breach of a duty of care on the part of B may render him liable to C for negligence.[17]
(iv) Collateral contracts


1.13 A contract between two parties may be accompanied by a collateral contract between one of them and a third party. For instance, A may enter into a contract of repair with B which specifies the use of the paint manufactured by C because of its special quality. If the paint supplied does not have that quality, A cannot sue C on the contract of sale of the paint to B because A is not privy to the contract.[18] The Court may, however, resort to the device of a collateral contract between A and C under which C would be held to have warranted to A the quality of the paint in consideration A's agreement with B to buy the paint.
(v) Assignment


1.14 A person who is entitled to the benefit of a contract may transfer the benefit to another person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This process is known as assignment, and the consent of the party liable under the contract is not needed. An assignment may be seen as a circumvention of the privity doctrine because the person bearing the burden of the contract becomes liable to a person with whom he had no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and whom he may not have intended to benefit.
(vi) Agency


1.15 Agenc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ersons, by agreement or otherwise, where one (the agent) may act on behalf of the other (the principal). On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principal acquires rights and incurs liabilities under the contract made by the agent on his behalf with third parties, even though the principal is not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Agency is sometimes looked upon as only an apparent exception to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because in an agency the agent is only the instrument of the principal, who is the real contracting party.[19] This view may be true if the agent acts within his actual authority, but where, for example, the principal's identity is not disclosed, an established agency is a clear exception to the doctrine of privity.[20]

Statutory provisions

(i) Conveyancing and Property Ordinance (Cap 219)


1.16 Section 41 of Cap 219 provides that a covenant is enforceable not only by the parties but also by the convenantee's successors in title, assigns, lessees and mortgagees. Section 26 of Cap 219 provides:

"[a] person may take an immediate or other interest granted to him in land or the benefit of any condition, right of entry, covenant or agreement granted to him over or in respect of land, although he may not be named as a party to the instrument."

(ii) Third Parties (Rights against Insurers) Ordinance (Cap 273)


1.17 Under Cap 273, a third party may in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step into the shoes of the insured and enforce his rights under the policy by suing the insurance company directly. According to section 2, where a person who is insured against liabilities to third parties under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comes bankrupt, makes a composition or an arrangement with his creditors, or is wound up, his rights under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are transferred to the third party to whom the liability was incurred. In other words, the third party has a direct cause of action against the insurer.
(iii) Marine Insurance Ordinance (Cap 329)


1.18 A person with a limited interest in property may insure and recover its full value, holding any amount above his own interest on account for others similarly interested. Section 14(2) of Cap 329 provides that:

"A mortgagee, consignee or other person having a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may insure on behalf and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persons interested as well as for his own benefit."

(iv) Bills of Exchange Ordinance (Cap 19)


1.19 A bill of exchange is defined in section 3(1) of Cap 19 as:

"an unconditional order in writing, addressed by one person to another, signed by the person giving it, requiring the person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to pay on demand or at a fixed or determinable future time a sum certain in money to, or to the order of, a specified person or to bearer."


Under section 38(a), a holder of a bill of exchange may sue on the bill in his own name. A holder of a bill of exchange means a payee or an indorsee of a bill who is in possession of the bill, or a bearer of the bill (section 2).
(v) Bills of Lading and Analogous Shipping Documents Ordinance (Cap 440)


1.20 Where goods sold are to be delivered by sea, the seller will enter in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 the carrier, which is evidenced by a bill of lading. The goods are then consigned to the buyer, to whom the bill of lading is endorsed. At common law, a buyer of goods carried by sea cannot sue the carrier o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ecause there is no privity between them. However, under section 4(1) of Cap 440 a lawful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has "all rights of suit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as if he had been a party to that contract". In other words, the buyer can sue the carrier direct, notwithstanding that he was not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21]

How the Hong Kong courts have received judicial developments in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1.21 There have been recent judicial developments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relaxing the strict doctrine of privity. Although these overseas judicial developments are not binding on courts in Hong Kong, the fact that they represent the judicial opinion of the superior courts in other majo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may have some impact on local judicial thinking.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e first explain these overseas judicial developments, and then discuss how the Hong Kong courts have received them.

Canada


1.22 Two recent judg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have modified the law relating to privity: London Drugs Ltd v Kuehne & Nagel International Ltd [22] and Fraser River Pile & Dredge Ltd v Can-Dive Services Ltd [23]. In the "Fraser River" case, a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sought to rely on a contractual provision so as to defend against an action brought by one of the contractual parties (the insurer).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was entitled to rely on the waiver of subrogation clause whereby the insurer expressly waived any right of subrogation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Iacobucci J emphasised that 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the courts should not abdicate their judicial duty to decide on incremental changes to the common law which were necessary to address emerging needs and values in society.[24] In the "London Drugs Ltd" case, employees of a warehouseman sought to rely on the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clause in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ir employer and the client (the bailor) when the employees were sued by the bailor.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the privity rule could be relaxed where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had, 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 intended the relevant provision to confer a benefit on the third parties (the employees), and the action taken out by the third parties cam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initial parties. The employees fulfilled these two conditions, and thus could benefit from the limitation clause, despite the privity doctrine. The court recognised a limited exception to the doctrin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so as to conform to "commercial reality and justice".[25]

Australia


1.23 The decision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in Trident General Insurance Co Ltd v McNiece Bros Propretary[26] has relaxed the strictness of the doctrin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ase is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ivity doctrine in Australia generally.[27]In this case, the respondent (McNiece) was the principal contractor for construction work being carried out at the limestone crushing plant of a company which took out a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with the appellants (Trident) covering itself and all contractors and sub-contractors. A person injured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recovered damages from McNiece, which in turn brought an action against Trident to seek indemnity for the amount of damages paid.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held that McNiece was entitled to seek indemnity form Trident even though McNiece was not a party to the insurance contract.

1.24 In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three of the Justices criticised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Mason CJ and Wilson J (who delivered their judgment jointly) were of the view that there was "much substance" in the criticisms directed at the doctrine of privity.[28] Toohey J considered that:

"the law which precludes him [ie a non-party assured] from doing so [ie suing the insurer] is based on shaky foundations and, in its widest form, lacks support both in logic or in jurisprudence".[29]


1.25 Mason CJ, Toohey and Wilson JJ decided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a specific abrogation of the privity rule in relation to insurance contracts. Mason CJ and Wilson J put forward their arguments as follows: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the limited question we have to decide is whether the old rules [of privity] apply to a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injustice which would flow from such a result arises not only from its failure to give effect to the expressed intention of he person who takes out the insurance but also from the common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an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others,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olicy, will order their affairs accordingly ...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likelihood of some degree of reliance on the part of the third party in the case of a benefit to be provided for him under an insurance policy is so tangible that the common law should be shaped with that likelihood in mind."[30]


Hong Kong courts


1.26 The "Trident" case was considered in B + B Construction Ltd v Sun Alliance and London Insurance Plc,[31] the facts of which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Trident" case. Pak Kee, a sub-contractor, took out an insurance policy with an insurer (the defendant), and the "insured" was described in the contract as "Pak Kee and his contractors". An employee of Pak Kee was injured because of the negligence of an employee of the principal contractor (the plaintiff), which was then held liable to pay damages for negligence and to reimburse Pak Kee for employee's compensation. The plaintiff brought an act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as the insurer for an indemnity. Since the defendant did not take the point that the plaintiff was not a party to the insurance contract, the Hong Kong Court of Appeal proceeded on the footing that the plaintiff's claim, if otherwise good, was enforceable in the usual way. Hence, at issue was whether the scope of the indemnity extended to the plaintiff.[32] Godfrey VP (with whom Ribeiro JA agreed) nonetheless stated incidentally:

"[the court is] aware of the judicial abrogation of the rule effected in Australia by the decision of the High Court (split 4 to 3) in [the "Trident" case], a case the facts of which bear many similarities to our own. ...But here, in Hong Kong, the law remains as magisterially stated by Viscount Haldane LC in 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Selfridge & Co Ltd [1915] AC 847 at 853: '... only a person who is a party a contract can sue on it. Our law knows nothing of a jus quaesitum tertio...' ".[33]


1.27 No Hong Kong case can be found in which the "Fraser River" case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Privy Council in Re the Mahkutai[34] mentioned both the "Trident" case and the "London Drugs Ltd" case. Lord Goff of Chievely of the Privy Council stated in an obiter dictum:

"the time may well come when, in an appropriate case, it will fall to be considered whether the courts should take what may legitimately be perceived to be the final, and perhaps inevitable, step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recognize in these cases a fully-fledged exception to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of contract, thus escaping from all the technicalities with which courts are now faced in English law. It is not far from their Lordships' minds that, if the English courts were minded to take that step, they would b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see [the "London Drugs Ltd" case]) and, in a different context,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see [the "Trident" case]). Their Lordships have given consideration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should face up to this question in the present appeal. However, they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ould not be appropriate for them to do so, first, because they have not heard argument specifically directed towards this fundamental question, and second because, as will become clear in due course, they are satisfied that the appeal must in any event be dismissed."


The Privy Council here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fledged exception" to the privity doctrine. Nevertheless, as Godrey VP reiterated in the "B + B" case, the privity doctrine is still part of the Hong Kong law.

[4] (1861) 1 B & S 393. Kepong Prospecting Ltd v Schmidt [1968] AC 810, a decision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appeal from Malaysia, seems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is distinct from the rule that consideration must move from the promisee.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and Maxwell, 11th Edition, 2003, at 587.
[5] (1861) 1 B & S 393, at 397.

[6] [1915] AC 847.

[7] The existence of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was, however, later doubted by Denning LJ in Smith and Snipes Hall Farm Ltd v River Douglas Catchment Board [1949] 2 KB 500 in 1949 and Drive Yourself Hire Co (London) Ltd v Strutt [1954] 1 QB 250 in 1954. See also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588. However, the House of Lords (with Lord Denning dissenting) once again af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in 1961 in Sruttons Ltd v Midland Silicones Ltd [1962] AC 446.

[8]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pages 588. Chapter 2 will discuss whether the rationale is valid, and will also critically discuss other possible reasons for supporting the privity doctrine.
[9] [2001] 1 AC 518.

[10] R5C(2)-(5) of the Solicitors’ Practice Rules (Cap 159); Circular No 04-53 (PA) of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Circular Memorandum No.40A of the Legal Advisory and Conveyancing Office (last visit on 7 April 2004).

[11] R5C(2)-(5) of the Solicitors’ Practice Rules (Cap 159); Circular no 04-53 (PA) of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Circular Memorandum No.40A of the Legal Advisory and Conveyancing Office (last visit on 7 April 2004)..

[12] Tulk v Moxhay (1848) 2 Ph 774.
[13] Swain v Law Society [1983] 1 AC 598, at 620.

[14]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648.

[15]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650.

[16]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650

[17] Dononghue v Stevenson [1932] AC 562.

[18] Shanklin Pier Ltd v Detel Products Ltd [1951] 2 KB 854.
[19]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645.

[20] According to Sir Guenter Treitel, other scenarios are where an agent acts without actual but within his "usual" authority and in certain cases of agency of necessity. G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cited above), at 646.

[21] At common law, where a carrier delivers the goods to a buyer, an implied contract may arise from the carrier's attornment to the buyer and the buyer's acceptance of the good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goods were delivered in the same apparent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as when received by the carrier. This device enables a third party to sue the carrier on an implied contract having similar (but not necessarily identical) terms to tho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See Brandt v. Liverpool [1924] 1 KB 275.
[22] (1992) 97 DLR (4th) 261
[23] [2000] 1 Lloyds Rep 199

[24] [2000] 1 Lloyds Rep 199, at 208 (para 44). "[T]he Courts may... ,bound by both common sense and commercial reality, ... determine whether the doctrine of privity... should be relaxed in the given circumstances" (See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c Digest: Ontario, 3rd Edition, at Title 32 Contracts, para 58.1).
[25] S Waddams, The Law of Contracts, 4th Edition, 1999, Canada Law Book Inc, at 202.
[26] [1987-1988] 165 CLR 107
[27] Carter and Harland, Contract Law in Australia, 4th Edition, 2002, Butterworths, at 352.
[28] [1987-1988] 165 CLR 107, 118.
[29] [1987-1988] 165 CLR 107, 168.
[30] [1987-1988] 165 CLR 107, 123-4.
[31] [2000] 2 HKC 295.

[32] [2000] 2 HKC 295, at 301 I to 302 D. The plaintiff lost and appealed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2001] 3 HKC 127) which also decided on the scope of the indemnity, without even mentioning the privity doctrine.
[33] [2000] 2 HKC 295, at 301B to 301F.
[34] [1996] 2 HKC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