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未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反而带来中国20年的混乱（1911-1931）。毛也好，蒋也好，其树立的，都是一种皇帝式的个人权威，这种权威，在转型的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帝制必然回光返照。大小凉山、藏区的农奴，从无自由意识，一旦你把他们解放出来，造反的，反而是这些农奴，因为你打破了他们的正常秩序。在任何时候，政治平衡重于一切，1/9/8/9年的六/四/事件，最值得铭记的教训，就是需要韧性的斗争。假如中国明天实现民主，共产党下台，多党选举，会不会变成了个稳定强大的自由国家？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只会比现在更差。因为这些奴隶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利。他们也很难对抗业已出现的金融寡头、能源寡头、工业寡头。共产党留下的巨大政治真空，更足以产生可怕的漩涡，把中国之船带入深渊。
　　
20年内，在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呼唤民主，而是追求法治。今天我国的法律，不能说不完善不全面，不能说无法可依，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有多少律师法官检察官真正相信法律？
　　
惟有我们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法庭上，在政府机关里，在大街小巷，勇猛而坚定地呼唤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法律，法治才会一步步靠近我们。永远要放弃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一定要真心拥护共产党，要把共产党的法律当成真正的法律。这个政党，它的统治手段，也越来越依靠法律，而不是机关枪了。
　　
韧性的斗争，胜于街头巷战。
　　
腐败，不仅仅是腐败分子的过错，你我皆有原罪。诸君哪一个在办事时没有送礼或者考虑送礼？腐败，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由腐败的官员，必有腐败的人民。
　　
民主，不是最紧急的药方。法治是。每一个法律人，必须牢记耶林的教诲：权利来自斗争。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从来都不是鲜花满地，而是腥血扑鼻。
　　
每一次，遇到打算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我都心怀敬意，正是他们，一个一个鲜活的权利主体，呼唤自己的权利，法律才不至于成为一纸具文。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检讨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法律教育界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培养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的能力。
　　
我认为，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教会人们用常识思考问题，think via common sense。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缺乏常识性思考能力的人。

革命不如改良，大改不如小改，但是一定要改。无论是执政党主动的改，还是人民的逼迫。大学扩招，尤其是法科学生的扩招，总会使法治民主自由和平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接受一党专制，但不能接受一人独裁；我们可以接受没有自由选举，但是不能接受人大永远充当橡皮图章；我们要和平演变，要把中国建立成比美国更为强大、自由、法治、民主、自主、文明的大国，我们要再现汉唐辉煌。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贺卫方，抵得上二十个法学教授。二十个贺卫方，可以让政府更加法治。哪一天贺卫方能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就是自1979年刑法通过以来，中国大陆在法治道路上取得的最大成绩。
　　
法律人应该团结起来，拥护共产党，主动和共产党合流，我们要主动充当第五纵队，坚持体制内斗争，为把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而努力，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超级大国而努力。我们一定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社会和国家。我们要心存理想。我们必须坚持体制内斗争。
　　
西方经济学（指相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并最终得到政府的承认。实际上和一帮经济学家摇旗呐喊有关，过去政府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现在的统治问题，越来越集中在深层次的非经济问题。我们要向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人学习，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司法职业化”的技术问题，而是反复强调，在任何场合强调法律、法治的重要性，把博弈各方引到法律框架下进行斗争，把一个政府/政党的统治工具，由机关枪变成印在纸上的法律。否则，技术性问题解决得再好，政府不采纳，仍然不过是纸上谈兵。所以要先解决大问题，再技术化。